董其武——强国夙愿 幸福归宿

董其武，河津市固镇村人。1899年11月27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8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穷而有志  少而好学

　　董其武，曾用名董玉合、董年青。弟兄三人，为家中长子。家中仅有一亩八分地，草房三间。其祖父董怀球、父董多见均为农民，有时也为别人帮工，一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他出生不久，祖父病故，祖母为了给祖父买一口棺材，向本村一家财主借了10两银子。因利滚利，竟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为了还债，父亲给财主家扛长工近三十年。

　　董其武从小生活在“长工”之家，贫困、饥饿、忧愁和愤懑，培养了他的勤劳、吃苦、仗义的个性。繁重的体力劳动，练就了他一副硬身板，这为以后长期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

　　他的外祖父范居江是河津近代有名的义和团勇士，曾和武举张守忠一道，领导乡人烧毁河津的洋教堂，杀死为非作歹的洋教士，后被清政府杀害于太原。他的两个舅舅，当时均无子，在其武三四岁时，外祖母就把他接到自己身边抚养。他的大舅父范必英是位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董其武从6岁起，便跟着大舅父念书识字，从小便养成了刻苦认真的学习习惯。他在《戎马春秋》一书中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和舅父情同父子，他既是我的严师，又如同我的慈父”。在舅父家，大大小小的杂活他都抢着干，或放牛、或背炭、或拾柴、或担粪。他把书本揣在腰间，以便闲暇时阅读。16岁时，他便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经》、《幼学琼林》、《史鉴节要》和《三国演义》、《水浒》等书，由于他广泛阅读，所以，他写起文章来，下笔千言，条理分明，字句通顺，很受舅父喜爱。随着知识的长进，他越来越向往着为国家建功立业。他从历史书上受到李世民和朱元璋的影响，又听说了孙中山、黄兴等人为推翻清朝，驱逐列强的英勇故事，也想学着他们图谋大事。他联络一些同学签名于红绸上，组织“青龙兴汉军”，图谋起义。他被推为“兴汉军大都督”，初步目标是推翻窃取全省军政大权的阎锡山政府。不料这事被舅父发现，痛打了他一百戒尺。所谓“兴汉军”的文书籍子，也被劈碎烧掉了。此后他求知的欲望越来越强列，可是家中的经济越来越不济，他读完私塾后想继续求学的愿望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在极端苦闷中，他写了两句诗:“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伏土几时能遇茂仙翁?”把它贴在舅父炕头的墙上。

　　是金子总是会被人发现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董其武奋而写出的这两句诗，被前来舅父家作客的秀才李天培发现，李先生极为赞赏，极力促成舅父送其武到县城高小读书。舅父回到家中，在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仍七拼八凑，准备钱粮，不足部分由李先生设法解决。就这样已17岁的董其武来到县城就读于县立高小。对前辈们的苦心，其武曾深为不安，便暗自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手工、体操和音乐等课，大部分课程在私塾已学有基础，只是算术课初学时有些困难，不过他跟舅父学过珠算，加上他肯下苦，很快便赶上来。这时辛亥革命已经好几年，学校也有些新书，象《天演论》、《格致新书》等，他在课余时间常借来阅读，进一步启发了他的爱国爱民思想。在县城高小，他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不给老人增加负担。平时，他不出校门，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所以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常常受到师长们的称赞。

省城受业  文武兼优

　　19岁那年，董其武高小还未上完，正遇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斌业中学(也称学兵团)来河津招生，一时河津报名的学生就有130多人。董其武深感国家积弱，外侮不断，民不聊生，只有富国强兵，国家才有出路，人民才能幸福。所以，他也积极报了名。

　　但是，家中分文难取，舅父也爱莫能助。情急之下，他找到董武常、董盼银两位莫逆之交，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于是，他辞别了家乡和亲人，跟上同学们一起奔向省城。

　　河津到太原路程840余里，既没火车也没汽车，有钱人家坐轿子车，一般人家坐篷子车，他呢，靠两条腿奔走。每天早晨，别人还未起床，他就开始步行。半路上困了憩憩脚，喝了喝些路旁渠水，饿了啃几块干粮。到太原后，别人都在饭店用饭，唯独他到小食摊买碗米汤和几个窝窝头。

　　这次考试，共有7500名考生。考场，第一场是国文，第二场是算术，第三场是体格检查。国文、算术他都考了第一。他以为穷孩子平时吃喝不好，身体可能难过关，谁知经过检查，又获得第一。出榜时，他以第一名被录取。被录取的考生共编了3个营12个连，他编为一营一连一排。

　　董其武经过学制2年的学兵团和学制2年的斌业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顺利地升入第3个阶段斌业专门学校机械科。他一门心思，注意攻学军事课。除上好学校规定的军事课外，还找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认真阅读。

　　将要结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董其武领上班里的10个同学，给树浇水。体育馆就在附近，他请示馆长点头后，让曹杨同学进去挑水，不料被阎锡山督军府的一个副官看见后，先是大声训斥，继则手脚相加，直打的曹杨满面血流。董其武上前讲理，又被那个副官厉声大骂。这时，他十分气愤，立即发出号令:“大家来一齐上，出了事我顶着!”把那个副官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下闯了弥天大祸，督军府逼着校长查明严办，校长先把董其武“关禁闭”，一星期后，又让其写悔过书。倔强的董其武，竟写了一份无过可悔的长信送给校长，并要求将信转到督军府打官司，校长更生气了，再次集合全校师生开会，宣布要打他一百戒尺。那知这个勇士据理批驳，校长哑口无言，顺口说了:“不接受挨戒尺，就开除你。”董其武愤而答道:“好，我走!”校长满以为这个平时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一定会珍惜再半年就要毕业的学习机会，年轻人一时想不通情有可原，过一段认了错就算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一再劝他认个错。这个受外

祖父影响的倔强汉子，对师生们的好意一一谢绝，卷起铺盖，走出校门，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戎马生涯  起步“二军”

　　董其武走出斌业中学，适逢刘镇华的镇嵩军到太原招收下级军官，他便应招跟随到西安，当了一名排长。但此军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几天，他便离开西安，去洛阳投身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其前身即靖国军)，分派在第九混成旅任排长。后升为连长、营长和旅部中校副官长。

    他投身国民二军后，战事大都在河北、河南黄河两岸进行。一次在郑州附近作战，很多连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武器都丢掉了，唯独他那个连打了几仗，还夺到4挺重机枪，几十支**。旅长郑思成马上把这个连扩编为营，让他当了营长。

　　1925年，国民二军与刘镇华队伍的憨玉昆部在豫西一带展开激战，憨玉昆兵败自杀。不久，胡景翼亦因病逝世。其临终前电告国民一军军长冯玉祥，要与南方革命政府合作到底，并保荐原陕西靖国军的旧属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司令兼河南军务督办。岳接任后，治军无能，加之任意摊派，民众极为不满。更严重的是不仅不和南方革命力量合作，反而认敌为友，与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进行勾结，造成部队混乱局面，从而导致国民二军的失败。1926年春，洛阳一战，在刘镇华、阎锡山合击下，30万人的国民二军，竟然溃不成军。董其武不得不离开这个部队。

滞留开封  巧结良缘

　　离开国民二军后，董其武只身到了开封，住在友人姚尧仙家。姚的房东亦姓姚，名梅梁，出身于书香世家，在一所高级中学当英语教师。他的二女儿姚勤修已初中毕业，识书达理，天资聪颖，因为经常见面，勤修多次向这位中校副官长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他都能予以解答。勤修的母亲看到女儿和董的来往，有意将勤修许配于他。其武看见勤修相貌端庄，朴素大方，彼此已经了解，也愿意和勤修成为一家人。

　　姚梅梁老先生，虽然平素认为董其武为人诚实，文才出众，武才不凡，但认为年已28岁，又当过校级官军，可能在原籍已成家，因而犹疑不决，经过姚尧仙的再三证实，并经董写一纸保证确未结过婚的字据后，才将这门亲事定下来。不久，二人在开封以当时称为“文明结婚”的简单方式成亲。

　　婚后一个多月，勤修的老父凭借自己在开封教育界的声望，打算让他在当地谋差事。但是董其武婉言谢绝，决定重返部队。他诚恳耐心地向爱妻和岳父母大人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争得岳父一家的支持，重新踏上了征途。

　　1932年春，董其武已任团长，驻在绥远丰镇，工作安定下来，请假回到开封，将勤修接到驻地。后又移住陕坝、归绥等地。1951年迁到北京居住，1985年春，勤修在北京家中病故。

参加北伐  胜而遭厄

　　董其武离开新成立的家以后，便找到原国民二军师长郑思成。两人见面，互问长短，喜出童外。郑告诉董，广东的北伐革命军已打到武汉，计划前往，董极力赞成。数日后，二人带了十几个人一起到了武汉。经过一番周折，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是李济深。

　　这个第四军，因有叶挺的独立团，所以出了名。这时军长李济深留守在广州，部队由张发奎代为率领。郑思成因与张发奎有旧关系，所以便收编了原国民二军流落在湖北一带的零散部队三四万人，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由郑任纵队长，董被任命为支队长(相当于团的编制)。

　　这个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志气高昂，接到北伐的命令后，即向河南进军。纵队进展顺利，勇猛攻击，打得盘踞在该地区的吴佩孚残部及一些地方武装狼狈溃败。接着打下信阳后，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漯河、许昌等地，遂与第四军全军直驱开封。

　　第四军到开封时，冯玉祥部也到开封。由于冯玉祥以调解人姿态在蒋、汪之间进行撮合，因而第四军和冯玉祥发生了矛盾。第四军被调回武汉，先遣队又奉命沿江东下，到了九江后，又渡江北上，进入安徽境内，奉命归皖北宣慰使柏文蔚指挥，在柏的指挥下，连续攻克了巢县、合肥、霍丘、颖上、阜阳及六安等地，孙传芳的残余部队纷纷逃窜。先遣纵队改编为师，郑思成任师长，董其武先任营长、后升任中校副团长，部队随柏文蔚驻军合肥。

　　1928年，“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借口缩军，将北方军队编遣，并命被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独裁做法，董其武对如此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气愤，决定不去南京军事教导团受训，便与14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去上海，另谋出路。

投效傅军  深得信任

　　当时的上海是黑暗罪恶的大都会，董其武一行到上海后，深感格格不入。部队虽不少，但都不合适。蒋系部队自然不能去，非蒋部队不是缩编便是编遣，更难吸引人。正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忽然听说傅作义将军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部队。傅部属阎锡山的晋军，董其武一行对傅将军的指挥才能，英勇善战，都有很好的印象。他们经过两天的酝酿讨论，认为投效傅部至少可以不受蒋介石派系的气，决定分头出发，约定时间在天津会合。

　　董其武经南京、徐州转回开封，回家小聚。三天后，乘车经郑州转北平。因为手头十分拮据，将自己的呢子大衣卖掉。换购一条棉大衣穿，所剩二十元以作去天津的路费。当他找到同伴时，傅作义正开始整编队伍。他鼓起勇气，亲自执笔，给傅作义将军写了封信，陈述了他们的简历及千里迢迢来天津的原委。傅将军接到信后，立即派参谋长陈炳谦接见了他们，并安排食宿，还吩咐其安心等待。不久，傅的队伍进行年终校阅，通知他们参加。

　　接到通知后，他的心七上八下。心想:咱一不穿军服，二没校阅部队的准备，怎能胜任?但经仔细琢磨，他意识到，这是傅将军在考验我们这些投效人员的才能学识如何?届时他们仍身穿便服，站在校阅台的一侧，注意观察队伍的各项素质。校阅后，每人针对部队操练的优缺点，将自己的看法写一份文字报告，呈傅将军审阅。董其武照实提写出自己的意见。不几天，傅作义将军亲自接见了他们，遂即第一批安置他和另外6个人为天津警备司令部额外上尉参谋。有的人嫌官职小，不愿意干。他向同伴分析了傅将军暂时不给高职位的原因，希望大伙合作共事。他自己下决心留在傅部以便大干。后来除挽留了柴玉峰外，别的人都陆续离开。

　　这时，他富国强兵的理想更为强烈，立志要在军事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他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军风军纪。每逢星期六、星期日也总是坚守岗位，在司令部还常代替别人值班。傅司令员经过长期的查询考验，对他的行为做法极为赞赏。过了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傅将军为了掌握驻在唐山和北平两支友军的一切情况，开始派李登明为联络参谋，经常往来于唐山、北平进行联系。因李每次回来总是说不清楚问题，傅便让董其武代替。由于他办事谨慎，一丝不苟，并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和主张，所以于1928年秋，傅在天津成立政治训练所，命他为队长，主要负责军事训练和加强部队素养的教育工作。1930年4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了，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津浦线第四路军总指挥，率部沿津浦路北段向山东进攻。这时董其武被任命为第三十师第八十九团中校副团长。他率团担任前卫，自济南出发，顺铁路南下，经党家庄、泰安几次战斗，英勇出击，势如破竹，直进至曲阜、徐州一线。后来傅部由于受三面夹击，寡不敌众，损失严重，只得命令所部撤退，渡过黄河以北。当部队由徐州向济南撤退时，傅作义命令挑一千精壮官兵，成立奋勇队，命令八十九团团长柴作舟担任奋勇队队长，掩护主力撤退。

　　但柴不敢承担此任，把命令交给董走开了，董其武便担任了奋勇队队长。期间，董其武率队以攻为守，声东击西，左冲右突，东拐西绕，敌人不明究竟，不敢尾追傅部主力。然而奋勇队这时已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奋勇队经过整顿，一个营长受伤，两个不见了，连排长也短了六七个，减员200余人，全队只剩700多人。面对这种局面，他立即配备好营、连干部，调整队伍，向北转移，且战且走，冲出重围，辗转到黄河岸边长清境内一片高粱地里。经过无数的周折和艰难困苦，在敌后整整7个昼夜，终于摆脱了困境，到达彼岸，很快便与大队伍取得联系，傅作义命他为八十九团团长，率部在黄河北岸的豆腐窝一带驻防。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而告终，阎遁大连，冯避泰山，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坐镇北平，总揽东北和华北各省一切军政大权。蒋又委托张学良改编阎锡山的晋绥军。经过几次改编，傅部改编成三十五军，董其武任三十六团团长。

　　1931年8月，张学良推荐傅作义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部也进驻绥远。傅抱着赤诚为国、勤政爱民的精神，励精图冶，整军经武，决心治好绥远，把三十五军训练好，以便保家卫国。

　　在剿灭匪患的战斗中，董其武率部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他的团驻在兴和、丰镇一带，团部驻在丰镇。主要任务是整训部队，保卫地方治安，剿灭盘踞在当地的大小惯匪。团部驻地一带最大的惯匪是白六子，民愤极大。他命令所部一个营驻在兴和县，立即派人化装成秘密侦察，掌握其行踪。确知其下落后，在一个深夜，乘其熟睡之机，将其捉获押送团部。当他到兴和县视察部队时，和白六子有亲戚关系的县财政局长王子甲乘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悄悄拿出两万元支票递给他，并说这是点小意思。他当面予以训斥说:“我董其武不是那号人，傅作义部队也不是那号部队，你趁早把钱收起来。”董连饭也没吃，转身回到团部。过了几天，王子甲又送一大捆票子到团部。他一看，生气了，叫了四个卫兵准备捆绑起王子甲。王一看不妙，扭头就跑了。后来王子甲还用美人计腐蚀他，也落了空。经过向省城呈报批准，把白六子处决了，为当地除了一大害。

　　在整训部队的过程中，对于傅将军提出的各项具体要求和具体训练方法，董其武不但身体力行，而且对所属各级干部严格要求，经过整训，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陷，千千万万同胞惨遭日军蹂确，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守土卫国是自己的天职。于是，他向傅将军呈上抗日请战书。1933年初，傅将军率所部第五十九军(三十五军临时番号)，由绥远出师东进抗日，董其武团所在的二一八旅担任先头部队。5月中旬，在怀柔一线阻击日寇，董其武亲率全团官兵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曾有一天连续7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傅将军指挥的部队，赢得了首战胜利，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赞扬。此次东征作战被称为“长城抗战”。

　　1936年5月，阎锡山对晋绥军进行了一次整编，董其武升任为二一八旅少将旅长。从11月中旬开始，他率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绥远抗战”。在傅作义将军精心部署下，首先组织了由董其武旅长和彭毓斌师长具体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当时属绥远陶林县(现属内蒙古右后旗)，是日伪进犯的咽喉要地，也是抗日军民必守的战略要地。在当地蒙族军民的配合与协助下，激战七昼夜，捣毁了日军和伪军的指挥部，共毙伤敌伪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名，活俘日军电台台长八牟礼吉等人，击落敌机1架，缴获无线电台1部、汽车数辆、军马百余匹……红格尔图之战，为夺取百灵庙扫除了道路。随后，董旅配合傅作义指挥的其他部队赢得百灵庙大捷。董旅和孙兰峰旅紧密配合，及时粉碎了日酋胜岛角芳组织的反扑偷袭之计，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胜岛仅以身免。以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大捷为代表的绥远抗战，将日伪军全部打出绥远全境，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派人将亲笔贺信和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送往绥远，表示亲切慰问。董其武也因“绥远抗战”有功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全面抗战  再建功勋

　　七七事变后，他率部转战平绥一线，其后与八路军紧密配合，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他率3000精兵，深入日军腹地，奇袭板垣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辉煌的战果。后升任一Ο一师中将师长，保卫太原转战晋西北，结识了贺龙、南汉宸、程子华等八路军领导人，坚定了国共合作的信念。

　　1938年，董其武率部参加了“绥远战役”。年底随傅作义将军回到绥远后套地区整军。1939年冬，率部参加了“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连续苦战100多天，三战三捷，打击了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精神，1940年起，他先后担任暂三军中将军长、骑四军军长、三十五军军长、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对日作战。

　　从长城抗战到日本投降的12年间，董其武率部坚持抗战，保卫国土，功勋卓著，为国人所敬仰，不愧是一位威振中外的抗日爱国将领。

率部起义  创“绥远方式”

　　1946年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政府主席职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审时度势，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以和平方式解放绥远问题的主张。在傅作义将军的帮助下，他冲破重重阻力，于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首创当时著名的“绥远方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和平解放绥远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起义前的3年间，他虽任国民党绥远省军政要职，以后又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但他一直坚持拥护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在扩大生产，治理黄河，改善民生，兴办教育，搞好蒙汉团结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改革旧制  力推新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他不辜负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他提出“积极追求进步，致力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实现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建设人民的新绥远”的殷切期望而努力工作。

　　他在实现绥远的解放区化和实现军队解放军化方面，制定了施政方针和起义部队改编措施。绥远省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制定了1950年施政方针，其主要内容有：（1）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2)建立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适应当前农民的迫切需要，恢复并发展生产，实行二五减租，为土改作准备。(4)发动并组织工、农、青、妇等人民团体，使之成为各项改革和建设有力的可靠支柱。(5)经济建设遵照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6)整理财政和税收，增加收入，精简节约，以达到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目的。(7)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扶助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开展蒙旗教育工作。(8)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防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为巩固蒙、汉、满、回各民族的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实现部队解放军化而制订的措施是1)成立绥远省军区;(2)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3)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4)在大生产运动中锻炼部队。这期间，在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的关怀指导下，积极团结军政人员，认真整顿社会治安，平息残匪叛乱，严惩不法分子，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稳定绥远局势竭尽全力。

抗美援朝  荣获殊誉

　　1951年9月3日，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率部队赴朝作战，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指挥部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机场的任务，并担任入朝作战部队后勤警戒任务。他充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获得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授予的“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一枚。

　　奉命修建三个机场的时候，在朝鲜人民的支持下，他率部队冒着敌机的日夜轰炸，克服运输、器材等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修建机场的任务，充分发扬了我军的“军爱民、民拥军、官兵互爱”的光荣传统。泰川和南市的机场遭到美B-29重型轰炸机的轰炸，后又有成批飞机向三个机场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共投下炸弹4925枚，定时炸弹1925枚。广大干部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日夜不停排除定时炸弹，抢修机场。

　　董其武将军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到现场指挥，与战士们一起排除定时炸弹。战士们为了他的安全，要他离开，对他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战士们高度的责任感以及对他的真挚感情，使董将军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董将军对大家说:“出了问题我有责任。”始终与战士们在一起。

一颗赤心  具见行动

　　1953年3月，董其武所率二十三兵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担任该军军长，并且一干就是16年。任职之初，毛泽东主席曾亲切地对董其武说:“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直接带兵，不离开部队，有职有权”。这番话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对董其武同志的高度信赖。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多次组织部队进行实弹演习和全军示范性的演习，率领部队圆满完成了军事训练、国防施工、营建等任务。1963年，河北省遭受特大洪灾，他亲自指挥抗洪抢险。他作风民主，身体力行，德高望重，深受广大官兵的拥戴。他坚持从严治军，努力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

　　1973年，他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临行前，周总理找他谈话，嘱咐他到日本后，可以同住在日本的原国民党的商震将军和日本的高级将领们晤谈，以便开展对日对台工作。他先找到商震先生，畅谈了过去的友情，还转达了傅作义先生对商震的问候。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回国内看看。他回国不久，就收到商震先生一封信，信中流露出一旦有机会就回国观光之意。经过请示批准，以傅先生的名义邀请商震先生回国访问。不久，商震先生曾先后两次回国探亲访问，参观游览，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他对祖国统一一向十分关心，几乎每掀起一页日历，就会牵动一次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多少年来，每逢春节或重大节日，他都要写文章、写信或发表谈话，愿尽己之所能，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他始终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常常为党为人民事业的胜利而欣喜，也常常为党的某些失误和挫折而优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深受巨大鼓舞，不顾年高体弱，深人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参观视察，为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献计献策。1984年，他率政协赴粤考察团对深圳、珠海特区和广州中山等地进行考察，深深被改革、开放给当地带来的繁荣所鼓舞，同时也对加强特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科研和教育以及搞好货币管理等问题，提出了10项积极的建议。

终生夙愿  幸运归宿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会见董其武同志并进行长谈之后，他深感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便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后半生的最高追求，自觉地按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在1956年下半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次人党申请书。

　　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董其武将军没有因为党有过错误而对党产生怀疑和动摇，而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粉碎“四人帮”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使他非常振奋，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熟，坚信党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他在1980年初，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次入党申请书。

　　北京军区党委经过全面分析董其武同志几十年来的言行，决定吸收他加人党组织。当军区党委把这个意见报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中央统战部认为他早已具备共产党员条件了，很多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中央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工作，决定暂缓办理人党手续，董其武同志听从了党中央的安排。

　　1982年，军区党委考虑到董其武同志多年来申请人党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提请中央考虑他的入党申请，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党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董其武同志听到这个喜讯时，高兴得热泪盈眶，深感自己一生坎坷曲折的道路，终于得到幸运的归宿，当即写了两句话和一首《入党感怀》诗，以表达他加人党组织的心情。

　　“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

　　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诗言志。一首小诗画出了他的人生。1989年，董其武同志逝世后，新华社电称:“董其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一生坚持真理，追求光明;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争取祖国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他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祟高的品德和为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深深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