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何年写下《滕王阁序》

滕王阁迄今1300余年，迭遭兴废达28次之多。滕王阁第29次修复，奠基于1983年，于1989年重阳节竣工。王勃《滕王阁序》（别名《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是一篇文藻、才气绝出流俗而垂范千古的文章。

此文究竟是王勃何年所写？众所周知，王勃只活了27岁，非为病故，非为战死，而为溺亡。正因他年寿不永，故争议空间便有很大的压缩性，无非两说：一说14岁写的，另一说26岁写的。

持论14岁所写者（以下简称“14岁派”）认为：663年春，王勃开始了生平第一次游历。他在江苏六合看望了时任县令的父亲王福峙，并于游览绍兴之后，一路溯江西上至南昌，应邀游滕王阁后写下了《滕王阁序》。明代杨慎曾言：“王勃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

持论26岁所写者（以下简称“26岁派”）则认为王勃弱冠之年仕途受挫，从此备尝艰辛，于26岁去交趾省父途经南昌时，才有感而发，写出了这篇杰作。

穿插在这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写作缘起，即王勃无论14岁还是26岁去的南昌，都涉及洪州都督阎公。

因阎公曾于某年九九重阳，为庆贺滕王阁重修竣工而大宴群僚及宾客，途经此地的王勃亦受邀。在那天的庆典上，阎公有意让颇有文采的女婿吴子章露上一手，便提前让其作了一篇《滕王阁序》。为了彰显“公正”，不惜设计了一个礼节性的环节，或曰走个心照不宣的形式，即给每位来宾都发上一副笔墨纸砚，为滕王阁竣工作序。

在众人皆识“礼数”纷纷谦让之际，不知就里的王勃竟接过纸笔，濡墨便写。阎公大怒（太没风度），竟拂袖而去（隔壁帐内），但派人留守现场以便来回传“文”。可以想象，在专人窥伺、众人围观之下，还能神思飞扬、当场作文的王勃，心理素质该多么过硬，文学才华又是多么惊人。主人阎公正在生闷气的当口，传来王勃的首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一听，顿时有所松快，脱口言道“亦是老生常谈”，方才稍欠修养的发怒，似乎已化作“等你出丑”的期待了；第二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闻之，应是心里咯噔了一下（还是识货的），竟一时无语；再到后来报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公终于坐不住了，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阎公此人，虽然心胸不够敞亮，却还不算糊涂，情知女婿的文采远在王勃之下，若还僵持下去，恐招悠悠众口之议，索性大大方方地为王勃点赞、摆酒，岂不立显识人爱才的襟怀？

笔者十分理解“14岁派”的观点。王勃“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旧唐书》本传）；“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杨炯《王子安集序》），且于12岁又有惊世之举，拜长安名医、术士曹元为师，学习《黄帝素问》《周易章句》《难经》等，学了十个月而“尽得其要”。所以，一个文采出众、熟读经史、富有才学的王勃，14岁怎就写不出《滕王阁序》呢？再说推崇“龙驹凤雏”一类神童，也是民间传说共有的嗜好。

但笔者的品读，却还是偏向于“26岁派”。为何？因为人生的历练、苦难的磨炼，是所谓天赋异禀的神童们所不具备的，结合《滕王阁序》中那些沉郁、沉雄的唱吟，不似出自14岁少年之口。这就不能不提及王勃人生中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王勃17岁便及第受禄，时任沛王府“修撰”，颇得沛王（即章怀太子）的欢心。但才子的仕途，终因一场斗鸡之事和一篇不知轻重的《檄英王鸡文》而戛然而止。当时宫廷风行斗鸡，诸王时以取乐。有一次，沛王李贤和英王李哲斗鸡，王勃为讨沛王欢心，写了一篇基于调侃的《檄英王鸡文》。李贤大快，下战书似地派人将这篇骈文递交李哲，致使宫内争相抄录传阅。不想，此文落到高宗手里，高宗怒不可遏，以为这是在挑拨皇子间的亲情关系，下诏免去当时年仅20岁的王勃一切官职，即刻轰出沛王府，并永不录用。

所谓“苦难出诗人”，在《滕王阁序》中，我们才听到这样的人生感慨：“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如果说14岁的王勃就能写出如此苍凉而深沉的文字，未免过于早熟了吧？这也是笔者赞同“26岁派”的根本原因。

日本正仓院（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存有一本《王勃诗序》的卷本，记有“庆云四年”的年号，意味着此乃王勃死后30年左右的产物。但令人惊讶的是，从它的原始记录来看，并非“勃，三尺微命”，而是“勃，五尺微命”，这可不是差之毫厘，而是相去近七成。日本学者道坂昭广认为“三”有可能是当年抄写时的笔误，所以才给后人带来误解。假如这一说法能成立，“14岁派”便获得较为有力的支撑了，因为王勃的身高一下子“猛增”到150厘米的话，与14岁这个特定年龄就较为吻合了。不过，道坂昭广还有另一种假设，即“五尺”也可能是王勃作为后学，谦称自己学力不足的一种措辞。

其实，无论《滕王阁序》是王勃14岁所写，还是26岁所作，也无论原文中究竟是“三尺微命”还是“五尺微命”，作为传世的骈文经典，其旷古一流的文品，是举世公认的。究王勃一生，从功业上讲，实属未展厥抱，赍志以殁；但从文学成就上讲，不说其他，仅凭一篇《滕王阁序》，即足以流芳后世。难道，这就是欧阳修所言“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的内在真义吗？

文/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