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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杨焕育。最初同他相识，是在地文联召开的文学创作会上，他是写小说的。后来我发现，这老兄并没有写几篇小说，而爱写民间故事。
我干编辑后，他常常送一些小稿，却是诗歌和散文居多。
有年临近春节，我上街办年货，竟又发现这老兄在蒲剧团门前泼墨挥毫，书写对联。一副卖块儿八毛钱，几天竟得数百，够他过个好年了。而他的正经差使却是地区蒲剧团的编剧。据说，他拿起画笔也能来两下——不是“杂家”是什么?
焕育天资聪颖。
这话并非恭维——当年十三岁时出口成章，被誉为“小诗人”，其诗作多次入选诗集。
与他交往，常叹服他惊人的记忆力。
一次偶然说起《山西日报》上才发表的一篇散文，他竟顺口流利地背诵出来。佩服之下，又觉遗憾，他懂得太多太杂，若只专一门，肯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前几天，他突然登门造访。寒暄之间，出其不意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说出了一个小册子，望能指正云云。我愣愣怔怔地接过来，一看书名《西厢记后传》，不免一惊一喜：这老兄，何时鼓捣出这么一部作品的？
将书带回家，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用一早上的时间，我读完了这部十万字的章回体小说。掩卷思之，不觉肃然起敬。
书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佩服他的勇气。历来为名著作续，常被贬之曰狗尾续貂，出力不讨好。
焕育明知道这一古训，却知难而上，去做了。
并且用自己的全部学识，做好了这件事。
我不敢说焕育的续作敢于同王实甫的原著媲美，其艺术上的差距那是显而易见的。
我只是觉得焕育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将一部残缺的名著，续补得有头有尾了。残缺固然也是一种美，但总不如不残缺更美。
不然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费时费力地去考证维纳斯的断臂究竟是举过头顶捧一枚金苹果呢，还是双手合十停留在胸前呢?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红楼梦》尽管学术界毁誉不一,但至今出版的《红楼梦》无一不将高的续作附后，无一人去腰斩它。
《红楼梦》的续作有多少?没有统计过,但反正不少。那么《西厢记》为何就不该有它的“后传”呢？杨焕育写出来了，别的人若有兴趣，也可以去写，看谁的续作能牢牢附于骥尾，评判者自然是广大读者了。
王实甫的被誉为第六才子书的《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里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西厢记》的演出本都只到“长亭送别”为止，观众常为看不到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抱遗憾。中国的观众是喜欢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的，好人终有好报，恶人总要得到惩罚，这是老百姓朴素而良好的愿望。明清之间文人续作不少，但都有违王作的原意。
于是杨焕育动了续作的念头：生为蒲坂人，长于莺莺塔下，此事舍我其谁?大约他很有这股豪气和抱负，实际上他也有这个实力。
多年来，他致力于《西厢记》的研究，写出的研究文章受到西学家的好评。他调地区蒲剧团任编剧后，又同他人合作改编了《西厢记》剧本，演出后颇受赞誉，在全省振兴蒲剧调演中，获综合治理奖和剧本奖。
这期间，他精读王实甫的《西厢记》原著，又搜集挖掘流传在民间的《西厢记》传说故事。于是，他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大胆构思，精心剪裁，三易其稿，写出了这部十万字的《后传》。
焕育的《西厢记后传》由长亭送别写起，从张珙由落榜到中状元；由京兆府佳婿到沦为钦犯；昭雪后依旧白衣同莺莺成婚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较好地体现了王实甫“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良好愿望。
又通过郑恒强婚，红娘、惠明闹婚，莺莺逃婚，夏卿逼婚，张珙换婚，乔妆访夫，落水遇救等曲折有趣的故事情节，使作品引人入胜，读之味醇。
《西厢记后传》是章回体小说，其语言是令人称道的，诗词曲赋文中俯拾皆是。有的出自焕育之笔，也有引用前人的。
若没有一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文、能诗、能曲，怕难以写出这部作品吧。这就归功于他的“杂”了。若没有这十八般武艺皆能来两下的本事，这部作品怕难写成现在的水平。有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偏让他给逮着了。
他的职业是编剧，却写出了这么一部小说。他是“杂家”，啥也能来两下，谁知道他以后奉献给读者的又是什么呢？
附记：焕育先生已经做古，翻检旧文一篇，以表纪念
作者简介：杨星让，男，一九五三年生于万荣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一九八四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二零一三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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