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龙山晚期中心聚落之变迁(周家庄遗址)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晋南发现500余处龙山聚落，说明在龙山时代，这一区域的人口十分稠密。这些聚落按面积可以分为3~4个层级，包括数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中心聚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心聚落以及面积更小的小型聚落等。面积大的聚落数量少，反之亦然。

超大型中心聚落拥有更多的人口规模，更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统辖着一定区域内的大、中、小型聚落。目前所知，这样的超级聚落有两处，一处是著名的襄汾陶寺遗址，另一处是近年发现的绛县周家庄遗址。

周家庄遗址位于运城市绛县横水镇周家庄与崔村之间，地处运城盆地东北部、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北靠紫金山，南临涑水河，河对岸又有中条山为其天然屏障；向东扼守轵关陉之咽喉，向北经紫金山东侧可达临汾盆地，向西沿涑水河可抵河东盐池。周家庄遗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地表遗存分布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其中，龙山期遗存最为丰富。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开展运城盆地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并进行了试掘。

2007年至2017年，在前期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三家单位联合组队，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周家庄遗址龙山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陶寺文化接近，可以分为早、晚二期，分别与陶寺文化中、晚期大体相当，修正了陶寺文化只局限于临汾盆地，而运城盆地属于三里桥文化的分布范围的认识。结合以往调查材料，可以确知运城盆地（至少北部）仍应属陶寺文化分布之范围。

考古人员发现并确认了龙山时期环绕遗址的大型环壕。目前所见的环壕包括东、北、西三个部分，东环壕略呈东南~西北走向，起于遗址东南部，向北延伸约2200米，在遗址东北部连结北环壕。其南部仅见内侧的大沟，从中部开始，出现了外侧的小沟。大沟一般宽10米左右，深约7米；小沟一般宽约4米，深2~3米。北环壕呈东北-西南走向，起于遗址东北部，向西延伸1300米后，与今天看到的大型自然冲沟相连。北部环壕包含内、外两重，内侧的大沟宽12、深约6米，外侧的小沟与东部环壕所见者形制相若。东、北部环壕的内、外两沟走向基本一致，近乎平行，间距30米~40米，显然是人工设计、挖掘所致。西环壕与东环壕近乎平行，起于遗址西北部的自然冲沟，向南延伸，目前已见长度约500米。

人工环壕与自然冲沟环绕于周家庄遗址龙山期聚落周围，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暂缺南部壕沟），环壕内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参考其中的堆积情况及出土物，可确定大型环壕形成于陶寺文化晚期，是该聚落发展到兴盛时期的产物，兼具抵御外敌与防御洪水的功能。

从聚落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周家庄早期聚落的分布范围并不大，主要限于遗址中南部地区。晚期阶段，遗址范围急剧扩大，向北扩展至崔村及左近区域，地表遗存分布范围超过400万平方米。象征着公共权力的大型环壕也在晚期形成，标志着周家庄遗址成为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内部存在的多处设施完备，且相对独立的居住生活区或墓地，表明其中同时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生活在不同区域，形成聚群而居、聚群而葬的格局。这些较为完备的功能区共同构成了周家庄遗址。

囿于有限的工作，我们尚未找到遗址中心区。但大型公共工程（环壕）的存在，规划有序的聚落形态，以及零星玉器、铜器等高规格遗物的发现，使我们相信周家庄遗址必然存在一个权力中心，管理着这个庞大的聚落。在陶寺文化晚期阶段，周家庄与其周边的中小聚落也应存在统辖与被统辖的关系。

戴向明先生认为，运城盆地东部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可能均被周家庄聚落纳入统一的政治实体当中，统辖范围至少有1500平方公里。另需注意的是，在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已然衰落，而位于临汾盆地南部，地处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陶寺文化时期聚落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成为当时临汾盆地最大的聚落。

但相比之下，方城-南石遗址的规模尚不及同时期周家庄遗址的一半。这一时期，周家庄聚落的影响力应该波及到了其北部的临汾盆地，成为了目前所知晋南地区陶寺文化晚期首屈一指的超级中心聚落。

田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