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州陶琰，奉身无长物 民称“青菜陶”
明朝大清官陶琰（公元1449年~公元1532年），字廷信，别号逸庵，谥号恭介。陶琰一家世居绛州城内，他22岁时乡荐第一，32岁登进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元年升本部员外郎，随后历任大司寇特简公典章疏、陕西按察司佥事、本司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19个职位，官至三公，位极一品。陶琰为官42年，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政绩卓著、朝野多美誉，一生勤于政事，三督漕运，两归田里，家风严谨，教子有方。奉身无长物，适口无兼味，民间赞其为“青菜陶”“陶三杠”。新绛将其所居之巷命名为陶家巷以永志纪念。新绛县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晋国都城，史称新绛，隋唐以来称绛州。
古城中心有一东西巷，名曰陶家巷，是为纪念陶琰而命名的。巷北中部有一座一亩多的园子。园子四周高楼林立，而园内仅有5间砖包土窑，一棵硕大的古槐荫蔽了半个院子，一口轱辘古井浇灌着园内数畦花草，陶琰后裔在此居住了500年。
每顿饭仅上一盘清淡的素菜
陶琰的父亲陶铨是明英宗正统乙丑进士，历升陕西参议，为官清正。陶琰为陶铨五子，自小受父亲儒家正统教诲，立志忠君报国。
明宪宗成化七年，陶琰乡荐第一，成化十七年登进士，授刑部主事。明孝宗弘治元年升本部员外郎、大司寇特简公典章疏。他初为官，虽位低而任重，主持正义，认真理案，平反冤狱，一次便全活50余人，声名鹊起，旋升为陕西按察司佥事。到任后，他为官清廉，嫉恶如仇，经一番调查讯问，毅然罢免了一批贪官污吏，大快军民之心。弘治六年升任本司副使，并受命整顿西部重镇固原（今宁夏固原）。陶琰到任后，严格训练士卒，修缮军用器械，广积粮草，常备不懈，守边长达8年之久，边境平定，人民安宁。弘治十四年升调福建按察使。他官虽然做大了，但俭朴的生活作风丝毫未变，每顿饭仅上一盘清淡的素菜，坚持不食荤。福建百姓尊称之为“青菜陶”。弘治十七年调任浙江右布政使。来到这富庶的鱼米之乡，他除却官场的许多繁文缛节，坚持节操，半年之内就节约盈余各项官费3000余两，全部存入国库。朝廷上评价各省布政使及按察使政绩时，御史们共同推荐陶琰为第一。弘治十八年，陶琰升任福建左布政使，明武宗正德元年因不服南方之湿，调任山东左布政使，同年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巡察河南。
他每到一地访民间疾苦，黜属吏贪婪，减轻百姓税役负担，民心大顺。正德二年，陶琰任刑部右侍郎。期内，陕西游击将军徐谦，诬陷奏御史李高，欲置李高于死地。陶琰受命查勘，弄清了真相，秉公而办为李高申冤。谁知此举触犯了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刘瑾因叛逆伏诛，朝廷恢复了陶琰诰命，官复原职，免罚前米。陶琰的高风亮节得到朝野一片赞赏，遂改任左副都御史、漕运总督、兼抚凤阳。
人们尊称他为“陶三杠”
正德八年，陶琰已年过六旬，仕途30余年，常年奔波任所，积劳成疾，常感力不从心，遂因病要求辞官回乡。然皇帝不许，并二次派他担任漕运总督。陶琰尚未到任，漕运沿途权贵土豪闻风悚惧，或收敛匿迹，或纷纷逃窜。督漕之事十分顺利。他在淮浙一干又是5年，先后7次提出辞职，终于获准归里。家居7年后，明世宗登基欲征用德高望重的老臣，朝廷内部连连推举，要求陶琰再次出任漕运总督，陶琰只好以73岁高龄再次赴官就任。不久陶琰升任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任工部尚书。临别之日，淮民倾城出送，涕泪号泣，留恋难舍。
嘉靖二年，陶琰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参赞机务。是年南京一带灾荒歉收，粮价飞涨，饥民饿死无数。陶琰来不及上报朝廷，自担职责，将官仓内积粮全部拿出来用于赈济，一时平抑了物价，安定了民心，救活无数灾民，随后奏报朝廷，为自己擅动国库而请罪……
嘉靖三年，陶琰已75岁，连续上奏要求告老还乡，10次才得以批准。诏加太子太保（正一品）驰驿归里。
明代贪贿成风，大气候不洁，在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的官场中，陶琰出淤泥而不染。其他官员离任，装载财物的车辆充斥道路，唯陶琰官至正一品的三公之职，任官42年，身边除文房四宝和衣服被褥，没有一点余物，行李只有三担。他为官多在南方，南方人以竹杠作扁担，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陶三杠”。
陶门五进士 家书抵万金
陶琰出身名门，家教谨严。其父陶铨正统乙丑进士，授行人之职；其兄陶玺，天顺甲申进士，授户部主事、员外；其子陶滋，正德甲戌进士授行人；陶登，琰之曾孙，万历壬辰进士，授齐东知县。陶门五进士，廉洁家风相传不息，辈辈皆清官。
陶琰历任数十年外任，与儿孙难以团聚，常以书信教导子孙。后人将这些信件编为《诫子书》，在绛州一代流传甚广。他在信中教育子孙，“圣贤教人，穷理正心，非为求取功名，只是要做人做个好人，做官做个好官。若做官做得不好，不如不做官”。儿子陶滋中举进京赶考，他谆谆告诫：“近年京中光棍极多，你不可被其引诱陷害，悔不可及……乡里人不分贵贱都要礼貌待之。送人情只是手帕、帽儿，虽甚贵人亦如此，不可约而为泰，后日难继。”教儿交友要慎，平等待人。
陶琰常年外任，其子陶滋任京官，陶琰多次欲进京与儿孙见面以享天伦之乐，然而终未成行，原因是“非不欲到京与你及几个孩儿相见，只是千思万虑不能前去。所以不去者，汝自知之，只是难与人空手相见也”。可见贵为封疆大吏的陶琰囊中羞涩到何种程度。
陶琰三次出任漕运总督，职高权大，多有贪官污吏走陶滋的门路给其父行贿通融。陶琰告诫其子：“运上官军不要受他纤毫礼物，不要见他，不要与他写信。前信已言，今再及之，恐坏名节也，记之！”
在对待钱财的态度上，陶琰给儿子总结自己一生的经验：“我无他才能，只是做官不爱钱……多负钱财亦复何益。世人所谓来多去多枉自奔波耳。使汝继我亦复如我，后人承汝亦复如汝，绳绳相继其福无涯。何必外求多取钱财，夸耀一时。”“我自弘治三年敛事陕右，无客不曾买肉，非为肉为不美而不食之也，正以家无房屋可居官不可恃，一旦归家何以自存。若以先奢用自处，知有今日可耳，不知有今日亦岂能有今日兮？”无客不食肉，可见其生活俭朴。陶琰的这一段话，至关重要，他告诫人们反贪防腐，必须从严把食欲和物欲关做起。
《诫子书》句句至理，字字珠玑，陶氏子孙相传励行，获益匪浅，后辈累出清官。
秉公执法 铁面无私
明清两代共有262任漕运总督，能担任漕运总督的，都是历练多年且最得皇帝信任之人。他们驻扎在淮安，手握数额巨大的漕运经费，权力很大。
陶琰担任漕运总督时，漕运体系已相当败坏，作为漕运指挥中心的淮安，更是矛盾尖锐、纠纷复杂。为维系边关用度、保证京城日常开支而设立的漕运制度乱象纷呈：有的官员利用漕船、运道转运私人物品，有的官员胡乱征用负责漕运的漕兵，甚者一路敲诈勒索，利用公权满足个人私欲，给漕运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
面对以上种种贪腐现象，陶琰一律秉公执法、铁面无私，遇到骚扰地方、假公济私之辈，他杀一儆百毫不留情，并且以身作则，严令手下人也必须遵照执行，否则一旦发现违法事实，将从重处理。在他的管理下，漕运状况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漕运最开始选取的征粮区都是水土丰茂、物产丰富的产粮区，但漕运沿线民众长久承担过重的负担，生活竟愈发困苦。陶琰于是对漕运沿线展开调研，了解到因为仓储条例等方面的缘故，需要沿途的军民进行很多并不必要的工作，这些额外的任务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陶琰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他多次就上述问题上奏朝廷，为民众争取了不少实际利益，并且从制度入手，努力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将漕运制度修改完善。在他的努力下，漕运秩序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和维持。
对待民众，陶琰始终实心实意；但对自己的生活，他非常简朴，日常饮食、穿着、出行以勤俭节约为原则。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反复申请告老还乡，朝廷都不批准，考虑他实在年老体衰，朝廷才批准了他的退休申请。他将自己的大部分俸银，都用于救济灾民，也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青菜最是朴素，有的人觉得乏味无比，有的人却能从中尝出甘甜，陶琰就是后一种人。这份甜，尝在口中，喜在心间，因为这是坚守清廉、抵御诱惑的确证。
陶琰一生著述甚多，诗文浑厚雅正，不事雕琢，自成一家，所著《归田稿》《菊庄录》等因无资付梓大多家藏失传。嘉靖十一年陶琰病故，享寿84岁，名列绛州乡贤祠。《明史》中有《陶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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