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申恭老师_毕星星
我升入初三时，陈申恭老师是班主任，他也带我们语文。那时的班主任，一般都是语文老师兼任。
陈老师讲语文课，那是一流的讲课。六十年代的初三课本，鲁迅的作品入选还多。记得他给我们讲《孔乙己》《药》《故乡》，《祝福》。《孔乙己》的最后一句，陈老师带着我们反复品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为什么“大约”？为什么“的确”？陈老师拆解开来，诉说一个落魄文人被世人漠视嘲弄的一生。他说祥林嫂，叫“寡妇再寡”。讲《药》，烈士为民而死，愚民蘸着他的脑浆当药吃。陈老师说，作品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像寡妇不吉，我们那时都是似懂非懂。“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更是成人之后才渐渐明白所指的是什么。应该说，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理解，一个稚气未脱的嫩芽子，是从陈老师的讲解开始的。多年以后我深读鲁迅，研究鲁迅，经常回头想起陈老师讲课，后来的顿悟，往往追溯到初中棵。人生的有些事情，有时有一个完全无意识的开头，陈老师这个头开得很好。
陈老师个头不高，眼睛细眯着，在校园里碰上，他看起来蔫蔫的不起眼。一上讲台，他的自信，精气神就来了。他的目光掠过课堂，像一束光在聚扫。他不爱笑，偶尔嘴角会浮起一丝冷笑，微微摇头，像是得意，又像是鄙视什么。我想陈老师有些自负，那是他面对这个小天地的态度。果然，多年以后说起鲁迅那几篇名作，他说，我那时已经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的组长，那那几课，都在在省上做过公开教学示范。放到现在，陈老师应该能得一个中学教育的“金钥匙奖”。
除了讲课，初三这一年，陈老师教学的一个大变革，就是加大了作文的比重。我们每周有作文课，两个课时，每周的两节作文课不说，平时的小考，期中期末考试，经常就是一道作文题。只有一道作文题，不做任何要求，任你去写。偏偏我在作文有优势，初一初二就突出。到了初三，陈老师放开让我们写，我一下子仿佛放开了所有拘束，从此天马行空任我翱翔。每一堂作文课，一般都是，陈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他就静默了，伫守在讲台上等待我们交卷。而我呢，一般会思考一刻钟打好腹稿，然后开写一挥而就，两个小时不停顿，写上三四千字，常常一字不易交卷。我喜欢作文，陈老师对我的作文也评价很高。贴堂是常事，有那么几次，贴堂的作文，陈老师竟然也提不出什么缺点，只批一句：真是一篇好文章！我那个得意那叫飘飘然不知置身于何地。陈老师还经常在语文老师中间赞美我的写作天分，学校语文圈里都知道初三有个少年早慧，落笔早已超越了一般习作。
初三的下学期期中考试吧，又是一场作文会战。陈老师照例在黑板上出题，然后静坐。那个作文题叫做《丰收之前》，乡下中学作文，往往和农时节令有关。看那时节，是要我们写一篇夏收之前的感受吧。我先思考打腹稿。我不能和大家一样了，要有点新眼光。我要写农村农民的丰收，更要写国家全方位的大丰收，大胜利，大喜庆。结构，则是以一次外出，从临猗到运城，我的目光所到，临猗起点，运城收结。起首便是“车出猗氏”，看到田野青黄，战胜旱涝，小麦麦浪起伏翻滚。向前，再看到乡镇小工厂马达轰鸣，那是工业。最后在运城，看一个图片展，展示我们在国际反帝反修，战果辉煌。这时，那是阳光明媚，惠风和畅，高天和田野，洒下满世界的金光，鹤鸣九皋，有凤来仪。盛世仙乐在天地之间响起。我用了极其华丽的风景描述祖国颂歌，混合着吞吐天地的豪情。此时突然刹住，结尾是单独一行，四个字——
丰收在望。
这个作文，直写的我热血沸腾，那叫灵感突袭，现场发挥，目送飞鸿心翱万仞，意兴飞驰而来，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一时的得心应手的高峰体验。
这篇作文显然惊动了全校。陈老师高调赞扬不说，他把我的作文推荐到学校的高中班，让高中的大哥大姐学习一个小弟弟的课堂现场作文。他看着我，那眼神里像是看一个转世灵童。没几天，全校都在热议这场语文考试，夜晚下了自习，我路过41班教室，——那时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教室挨着。我听到41班的语文老师李老师正在评奖我的作文。他竟然讲说了半个小时，他说我虽小，已经是成熟的写作。最后他斩钉截铁地断言：这样的作文，咱们班没有，咱们年级也没有！全校只有一个，那就是毕星星！设想一下，一个背后偷听的少年，听到旁人这样夸赞，那是怎样的狂喜和得意？
陈老师如此教授语文，和他的个人素养当然有关。他在运城师范毕业，那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教学之外，青年人私下也在悄悄地创作文学作品。我去过他的宿舍，一张办公桌上，一块玻璃板，下边压着几张照片，右下角有几句小诗，那是他写作自励的座右铭——
愧无七步成诗才，
拙作只能慢慢来。
有话即长无话短，
但求俚句不成灾。
陈老师的创作，当然有成果。那时我们的另一个语文老师赵向前，在省文联的文艺刊物《火花》，发表过一首短诗。全校立刻传遍了。看到赵老师同学们就指指点点，那是追星族的仰慕。几十年以后，翻检旧的《火花》杂志，我还看到陈老师和赵老师合作的一首民歌体诗歌，那是歌颂大跃进的——
东风吹来百花放，万紫千红扑鼻香。
人民公社显威力，男女社员乐洋洋。
五位一体力量强，好似旭日照东方。
锦绣山河添新彩，满园春色新气象。
千年贫苦变了样，万代垃圾一扫光。
公社领导大生产，降龙伏虎撼山岗。
铁牛翻起滚滚浪，水车车尽江河洋。
阵阵歌声绕山转，汗珠滚滚庄稼长。
片片棉花闪银光，车车粮食装满仓。
塘塘都有鱼虾舞，山山坡坡放牛羊。
幼儿园里闹嚷嚷，敬老院里乐安康。
食堂飘出喷喷香，社员生活在天堂。
公社是条通天道，党引我们直登上。
克服右倾鼓干劲，共产主义放光芒。
这首诗歌署名“向前，身恭”，当然是赵向前和陈申恭老师。1960年代，在《火花》发表一篇作品多么难。一个县城中学老师能上了省文学刊物，应该成为当地的文化名人。在学校，赵老师和陈老师，当然是老师学生仰望的对象。陈老师一边教学一边创作，教学相长，文学创作水平也在水涨船高。改开以后，陈老师到一家报刊担任社长主编，也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赵向前老师文采出众见嫉遭谤，终于在文革前***。陈老师和赵老师的友谊，在当时无疑很是耐人寻味的。
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在文革前夕的1964/1965年，突出政治的口号已经喊得震天响。学校有许多教师，已经纷纷开始向左转向，抓学习，抓业务，已经开始有些危险。在这种越来越浓烈的政治空气里，陈老师这样抓语文教学，抓学生作文，他的站队，很有点暧昧。学校领导会欣赏他吗？他和赵向前老师的亲近，无疑是一个明显的把柄。我想陈老师的志向，那时大约已经有些不合时宜。
我是一辈子感谢陈老师的恩德。没有他的启蒙，就没有我后来的写作之路。我甚至认为，至今大半生，我最好的写作状态还是中学生那一阵。如果能够持续，我在青少年写作成名未必不可能。我分明觉得，一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某些构思习惯在陈老师手里已经形成。很多地方能够感到中学时代的影响。比如语言推进流畅到峻急，比如喜欢双音节的构词。有时写着写着便会暗自发笑，这路数，不还是陈老师那时的样子么。一个人中学时代遇上一个好语文老师，对一生的写作影响太大了。而就在我们学校，后来被称为“白糖包子”的平庸颟顸的老师多得是。
眼看中学毕业，要考高中，同学们开始填报志愿。在当时的运城，康杰中学就是学生娃娃向往的“高考预备学校”，谁要能上了康中，那是一脚踏进了大学门槛。那一年我们考生可以填报5个学校。就在这时，陈老师找到我，鼓励我第一志愿填报太原五中。我知道太原五中比康中更高远也更难考，陈老师推动，我也就心血来潮，跃跃欲试。我依次填报了三个志愿，太原五中，康杰中学，猗氏中学。我能想到，陈老想让我拼力一跳，也是为学校争光。那年中考我发挥不错，晋南地区（今天的临汾运城两市）29个县，按成绩我排名第二。但最后我没有进了太原五中，也没有进康中，听人说，我们学校把我拦下了。
我继续在猗氏中学读高中，只是，陈老师不再带我了。
左倾的意味越来越浓，学校的“白糖包子”老师越来越多。想起陈老师的课，我不禁怏怏的失神。
陈老师对我，恩同再造。只是以后许多年，我们关系并不亲密。
陈老师对我好吗？我多次想过过这个事儿。
在陈老师手里，他曾经狠狠地整过我。
1964年，国家已经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可毕竟刚刚病缓，放眼看，依然是普遍的贫穷。在乡村，农家还在挨饿，吃不饱，这样的家，供养一个中学生读书当然很吃力。我家有大哥工资接济，还不至于受制。别的同学，这一关难过。我们班上有好些同学，交不起伙食费。勉强交了灶费的，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长个子，正能吃，经常要到家里带一点干馍片，菜包子什么的。在校也是抓住什么吃什么，好歹要填饱肚子。
上灶要交一斤油，我带了。许多同学家里根本吃不上油，哪里还能交出油来。我的好同学樊文林，眼看着要断伙。一天我们路过学校大礼堂，看到地上有一堆蓖麻壳子，就是那样没有剥开，刺刺蓬蓬的外壳。混合着浮尘黄土，看来废弃了一般。我们两个突然想到，学校有收购蓖麻籽的，能换油。两个好朋友就把那个土堆翻腾了一遍，扒出了带刺壳的蓖麻，上交给食堂，樊文林于是接上了伙食费。还留下一把蓖麻，我在宿舍有一个小木箱，放一些日常用品，于是塞进我这个小箱子，就搁在宿舍脚底下。
两个小伙伴自以为这个小秘密没人知道，岂不知那时的政治空气已经很浓烈。互相监控和告密使得你已经毫无隐私。我不知那个同学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又积极地告到陈老师那里。肯定是陈老师啊，他命令班干部私下撬开了我的小箱子，算是掌握了证据，又照旧封存好，这是保护现场等待人脏互证吧。可怜的我，可怜的樊文林，两个小家伙依然不知道已经掉进了围猎的陷阱，还在懵懵懂懂上课下课领饭睡觉。
一切准备就绪，陈老师和我们俩谈话，揭开案底，当然，这是先要我们自证有事。
接着，陈老师主持，召开了全班的批判大会。
天哪，我以前之写过批判会，从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成了批判对象。批判的火力也确实够猛烈。自私自利已经不足以概括这个事情严重性，伙偷集体财产，隐瞒欺骗组织，这些词儿用起来才解气。群情激奋，人人争着抢着发言。胳膊举起树林一般，愤怒的呼号声盖过屋顶。好容易发现了身边的隐藏的私密，偷偷摸摸，没人知道，大家很惊讶，也很兴奋。于是格外亢奋格外来神。我尤其不好接受的是，有那么几个平时学习不占弦，早就看不惯我这个“骄傲自满”的家伙，这会儿当然找到了报仇的时机，他们有一种报复的愉快。于是肯定我们“检查不深刻”，严肃要求校方从重从快给予处分。我的倒霉，无疑是他们盛大的节日。
实话说，我和樊文林当时吓坏了。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多大罪错，只知道大祸临头。我们战战兢兢等待着，只盼能够尽快逃脱。
这个时候我们的班主席阴阴怪怪地发言了，关于蓖麻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现在我想提醒一下，星星同学还有没有别的错误？
看来他们在开会之前早已经串联好了，接着有的同学揭露，说我在没人的时候，曾经偷吃别的同学晒在宿舍窗格子上的干馍片。
天哪，我会想起这是谁说的。那时我们都挨饿，家在农村的，有时家里会捎一些晒干的馍片，我们晾在窗台上，你晾他也晾，有时就免不了拿错。大约有一次我拿错了，有同学说那是别人的，我说下一次他吃我的。以前我晒的馍片，还不是也叫别人吃了？
在这个同学眼里，我又成了偷吃别人馍片的家伙。
以后的岁月里，我就越来越明白，所谓批判，就是泼各种脏水，把你抹黑。反正你也不能申辩。
陈老师总结发言了，记得他很是鄙夷，“别人吃了你的馍片，你就有理 由再吃另一个人的，这是什么逻辑？”
我那时还不懂“逻辑”是个什么玩意儿，只是能感到陈老眼里射出的两束光，格外冷，格外狠，格外刺痛。
我得承认，此事以后，陈老师曾经多次鼓励过我，要我放下包袱，要我向前看。但是，他实在不了解一个遭到大批判的少年，心里多么冷。青春少年人之初，遭受到一场生活的毒打，哪里能很快复元。很久很久，我在人前抬不起头，觉得自己就是最丑陋的那个人。我整天茫然绝望，从颓唐的绝境里走不出来。
多年以来我经常回想这一段经历。我不认为我的作为是对的。但是陈老师的打击，无疑出拳不够准确。我已经交过了我的油。蓖麻事件，纯粹是给同学扶危济困，这里边无疑有一种侠义精神。我们去找遗落下的蓖麻捡了换油，当然不对。人生路上的错误应对多得很，青春少年，批评教育可以了，有那么必要大动杀伐吗？发动全班来批判声讨，有这个必要吗？多一些温情是否好一些？人生路上，尤其是青少年时代，难免走歪了几个脚印，有必要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搞得那么浓烈吗？搬到一个班级演习一下互斗围斗，很是丑陋。它的后果呢，一个“偷”字如同梦魇，笼罩在我心头数十年。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年，我才渐渐化解了心头的伤。陈老师，一个少年成长的路上，你这一个钝击，着实打蒙了我很多年。陈老师，你放大了我成长路上的磕绊。
我老了，偶尔翻开1964年的初中毕业证，还能看到陈老师当年给我写下的“操行评语”：
政治上能不断要求进步，关心集体，工作负责，劳动中较能吃苦，对自己错误和缺点，在老师的教导和同学的帮助下，能认真对待，逐步改正。学习上刻苦努力，能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成绩一贯优秀，有时也能帮助同学。今后要在政治上团结同学，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群众学习，正确认识个人和集体关系，克服忽冷忽热的毛病，做到思想开朗。
陈老师曾经给我们详细地解读过操行评语的写法，操行评语是不明着写优点缺点的，坚持什么，那是优点，表扬的。能够什么，那是偏弱的肯定。有时怎么，那就是批评。按照陈老师的公文笔法来解读，来看我的评语，就知道，陈老师对我这个学校公认的好学生，其实评价不高。
陈老师，一个在全班遭受激烈围攻的青少年，一道精神创伤留在心头，怎么能做到“思想开朗”？
我的天空是灰色的。我的心被羞愧咬啮了数年，一个少年的自尊，就这样一举无情摧毁。
我住所对面就是五一路小学，二楼的大凉台处，制作了一排大标语，那是这家名校的校训：欣—赏—每—一—个—孩—子。红色毛笔字，每个字一米见方大小。我经常望着那一排鲜红的笔画，凝目神思。
1980年代，我从部队转业，安排到老家运城文联。不久又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
陈老师那时已经在运城的《小学生拼音报》主持工作，担任社长总编。
按照陈老师六十年代的抱负，这个岗位，可谓人尽其才，陈老师的才能得以施展。这一家小报，他经办得不错。一家地区报，打出山西，影响遍全国，一度发行到84万，他们谋划了向100万进军的辉煌蓝图，全力把它打造成为国内一家语文教育名报。这一时期，无疑是陈老师人生的华彩时代。
在运城短暂的两三年，以后调到太原，我和陈老师很少见面，几乎没有敞开心扉回忆过往事。几十年的岁月，难道就这样云淡风轻过去了？
没有。我们都结记着青少年时代的那一场遭遇。有人曾经问过陈老师，星星这些年，怎么没有和你见过面啊？
陈老师长叹一声，嗨，你不知道，星星和我之间，有过这么一件事情——
哪件事情？是那件事情吗？是我们都不愿意提起的那件事情吗？
几十年的光阴，足以化解人生路上的许多纠葛。就说我和陈老师这一段师生交集，多年以后，对陈老师，我更多的是理解。那个年月，他那样办不妥当，换一个人又怎样？未必不会下手。我时常强调自己的小小少年，陈老师呢，他比我大11岁，那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毛头小伙，青皮后生一个。学生要成长，老师何尝不要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双方难免冲撞。这些冲撞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就止不住会造成伤害。老师和学生都在成长，只是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不太助力成长的年月。如果我们的中学老师都有过严格的职业训练，如果他们都研修过教育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如果他们都能像现在这样提倡赞美教育，如果全社会的整体认知倾向偏于博爱，如果关爱和温情是社会人文环境的主流，哪里还会轻易地打压学生，哪里还有六十年代的学生斗争哲学和老师的特务手段，那么，历史的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会更加有利。这是谁的责任？如果这一切都让陈老师承担，我是不是也也太过分了。
这一切，我都来不及说给陈老师。
我和樊文林同学商量了一下，说要去看看陈老师。
我在运城有个写作项目，无奈每次来去，都是急急匆匆。
头年回去，想去看看陈老师，没有去成。
再回去，听说陈老师病了，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还是没去成。
隔年回去，那是怎么着也要去了。
我给陈老师家拨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他上个月去世了。
我胳膊一软，无力地放下电话。我想给陈老师说的话，永远说不成了。
陈老师，你是我的光，也是我的劫。我既然接受了你，就要接受你的全部。人生的路上，总会有许多相逢相遇，从此岸到彼岸，你是摆渡人，坐上你的船，你的宠爱，你的苛待，都是我们的缘分。师生一场，我会珍惜。
毕星星，山西作家，山西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长篇文化散文10余种。作品连续入选国内多种文学年选，文学创作排行榜。近年来创作有《乡村纪事》系列，《乡村档案》系列，《乡村风景》系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分别结集为《坚锐的往事》《河槽人家》出版。有作品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现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来源：毕星星乡村笔记微信公众号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