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才子之故乡
河津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隅，黄河汾水的交汇处。东与稷山毗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韩城市相望，南有台地与万荣县毗连，北依吕梁山与乡宁接壤。
清光绪五年《河津县志》对河津地域的形胜作出了这样的描述：“紫金北镇，峨岭南横。襟带河汾，控连雍冀。左姑射，右韩梁。丽秀雄深，可称胜概。”
旧《府志》云：“河流环绕，山势盘曲，险扼龙门，西河要地。”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河津地域“坐拥两河，雄居层峦，故得山水之气”是一个山水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是一片极具生命力的广袤热土。
山是一方水土的脊梁，水是一方水土的灵气，河津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就是因为它有北部大山的厚爱和西界与中部河汾之水的哺育。
河东著名的史学家王雪樵先生考证认为：“华夏”一词是由“华”“夏”部族组成。此乃最先在河东崛起，文明程度最高的那个或曰“夏族”，或称“华族”的部族。
古代的汾河下游有一支流名曰“华水”。聚居在华水流域的夏人以其所居地来命名自己的部族，故称华族、华人。
华水流域，既是华夏族最早的集居地，又是华夏族崛起的地方，华夏民族根源在哪里，正是河津。
河津古称龙门，万里黄河与汤汤汾水，滋养哺育着龙门大地，生生不息地孕育着河汾文明与龙门文化。
走进河津，可以领略龙门文化的悠远古韵，可以解读烽火硝烟的悲壮史诗，可以博览山川名胜的雄奇壮美，可以欣赏现代文明的磅礴气势。
河津历史悠久，山川壮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璀璨，才俊辈出，更显人文之美。
河津的每一方土地都散发着历史文化的气息，就是在这片厚土热壤上滋养培育出了一位位圣人先贤，河津的文化积淀深厚，历代名人灿若星辰。
西河设教 桃李芳菲
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卜子夏守孝三年后，应魏斯祖父魏桓之邀，于公元前475年来到晋属西河设教、时年32岁，一待就是55年，《弟子传》记载：“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设教，为魏文候师。”
子夏西河设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河津成了继孔子东鲁设教授徒后的全国第二个教育基地和文化传播中心。
子夏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他的教学内容是经世之需，为人之道；教学目的是修德启智，保国安民。他倡导“有教无类”不论出身贫富，凡入室求学者，均平等对待，因材施教。在教学方法上，他不拘于一郡一域，四方游走，流动办学，广而教之。
丰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使子夏在西河教育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西河这块土地一时成为各国学子学习的儒家思想的中心。
子夏门下的弟子，贤能济济、人才辈出，李悝、吴起、段干木、田子方、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等高足学子，安邦定国，功勋卓著。魏国君主魏斯，尊子夏为师，请教朝改，是子夏一生最高的成就，实现了他“不为王候骄，而反为王候师的”志向。
风追司马 史记龙门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即今山西河津。
司马迁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史记》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957年联合国授予司马迁“世界历史之父”称号。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不仅以坚忍不拔之志，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忍辱负重为我国的史学和文学竖立了一座历史丰碑；而且他刚正不阿，幽而发奋的伟大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这就是龙门人！这就是龙门魂！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也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人。
河汾门下 名冠隋唐
隋朝结束了东晋十六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有利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继隋而立的唐朝，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良好条件。
这一时期是河津极为辉煌的时期，出现了富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了意气轩昂的诗人，出现了名扬天下的白袍将军……
王通，隋末大儒，龙门通化人。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王通西游长安，受隋文帝召见，奏《太平十二策》，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作用，便离开京师，退归乡里，设教讲学，教化士民。
王通的教育思想是面对现实以明王道，志在研计兴国富民、天下太平之道，因而声名日隆，前来投师者络绎不绝，多达千人，呈现出了“河汾门下”出高贤的盛况。
王通倾注心力，聚徒授经，培养王佐人才，名声日隆，有志报国的四方学子前来求学者日盛，多达数千人，最著名的有魏征、薛收、陈叔达、杜淹、房玄齡、李靖等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唐初的开国重臣，其中有的直接参与了名传千古的“贞观之治”，使王通的学说理论得以传播和延续，使王通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在他的门下弟子们的手中得到了实施。
龙门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一度成为培养治国贤才的基地，这是河津历史上极为光彩照人的一页，也是河津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历史现象。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一千三百多年前，初唐时的南昌，适逢阎伯屿都督在临江傍水的“滕王阁”上大摆筵席，款待全城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王通之孙王勃才高气傲，挥毫为文，当众写下了那篇为世人称颂的《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以高屋建瓴之势，气吞江河之概，吐宏纳论，写景抒情，语惊四座，获得满堂喝彩。
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用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选择美丽的词句；描写了当时中国的巨大潜力，预示了盛唐文化将是当时世界之冠。“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千古绝句，跨朝越代，至今不衰，《滕王阁序》中那些闪光的词语已经被收进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宝库，永远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河东学派 源远流长
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他的祖父由于元末战乱，不愿做官，终生在乡间从事教育工作，他的父亲做儒学教谕官40余年，尽职尽责，教绩卓著，受其祖父及父亲影响，薛瑄把投身教育作为自已终身的最高兴趣。
薛瑄56岁被削籍放归田里，他忍受着极大的屈辱，效法卜子夏、王通诸先贤，设教河汾、讲学著述，他的首重力行，因材施教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此期间，秦楚吴越来求学者以百数，以致出现了“从教门外尘如海”的盛况，四方求学者日众，以致旅店客饯都容纳不下。
薛瑄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形成了著名的“河东学派”。
从《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中可以看出，以薛瑄为代表的“河东学派”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学派”，是纵贯明代理学思潮的两大主要学派，世称“南王北薛”。
薛瑄清廉奉公，忠于职守，敢于抗击权贵，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平反冤案，乃至遭受杀身之祸而泰然处之。
薛瑄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黜罚贪官污吏，铁腕整治朝纲，对于目前我们中国大力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可取之处。建议每一位公务员不妨读一读薛瑄的诗文，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身在朝野，心忧天下，心系黎民百姓，造福天下苍生的国家情怀。
薛瑄身上所体现的河津人的骨气、勇气和正气，正是古中国河津人独具的人格魅力和标识。
龙门文化 教泽长流
河津历史上的三次设教讲学，是河津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社会和历史向前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河津近代历史上曾书院林立，文事兴盛，学养至上，贤达辈出。
在近现代，河津依然文事文盛，文人辈出，明末清初的严慎修，留学日本，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学者和教育家。清末民初，更有周自道、张献瑞等一代名宿，学养至上、书儒河汾、桃李缤纷，一代国学大师李亮工、爱国名教乔鹤仙、辛亥革命元勋姚以价等，都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河津人的敬仰和称颂。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脊梁与灵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经络和血脉。
在市场经济刚刚萌芽之际，河津大地的有识之士，便从龙门厚重的文化含量里，汲取了营养，于是“群鲤竞跃”的创业办学大潮，便在河津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兴起。河津全市兴学育人、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永民中民、俊杰学校等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誉满河东，十多年来，河津市民间办学之风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育红中学、晋清中学、文昕中学、育才中学等群星闪灿、桃李盈门。
河津的龙门文化，有着大禹精神的物质，有着鱼跃龙门的物质，由大禹精神滋养发展的文化内核，是河津五千年文明之脊梁，也是河津文化繁荣发展取之不尽的内在动力。
让河津因龙门文化走向全国，也让全国人民通过龙门文化进一步认识河津，走近河津是我们每个河津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河津的一位位圣人先贤，以及由他们而出现的“一圣育七贤”“一师育七宰”“一门十四将”的景象，更曾屡屡使得河津名动朝野。这一位位文魁武将，诗杰鸿儒，将星帅才，文人墨客，如旭日东升，似皓月当空，无论历史的天空如何变幻，他们依然以一颗赤子之心，呈现出五千年龙门文化传承的家国情怀，每每国难当头，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必然以拯救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为己任，忧国忧民，痴心不改。
天耀华夏！
星烁龙门！
立足现实 重新定位
在今天的河津大地上，虽然一代代先贤们已经远去，虽然那许多留在河津历史记忆中的老城、寺庙、古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但那些历史文化遗产，始终涌动在我们的血脉中。
这就是文化的历史传承。
这就是文化的历史延续。
（柴建生/文作者系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会员、市建生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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