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垣曲县店下样”背后的潞盐盐运新线路
1958年秋天，在运城市垣曲县东滩村，村民在修建水渠时，意外发现了一件大型石砣，石砣上刻有铭文。这个石砣此后长期放置在东滩村井房中，村民并未意识到这个石砣对于河东乃至中国盐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时间进入1981年10月，这个石砣被运到垣曲县文化馆保护起来，后存放于垣曲县博物馆。运城博物馆存放有该石砣的复制品供市民参观。此石砣被专家命名为“垣曲县店下样”。
记者在运城博物馆见到复制品后，从博物馆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店下样”是用大盐青石刻凿而成。石砣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略小，呈方形，在其顶端阴刻“盐样”两个字。中间有系绳用的穿孔，没有穿孔的两侧面阴刻缠枝牡丹花纹饰。下部稍大，呈八棱形，周围镌刻铭文。其下饰一周缠枝蔓草莲花纹。
“店下样”整体保存完好，重140公斤，通体高47.3厘米，最大对角径长48厘米。“店下样”的铭文刻在八棱形的八个平面上，共38行，每行6~8字，计293字，其中个别字漫漶不清。王泽庆、吕辑书、柴继光、郭正忠等学者据宋代文献、石砣铭文和石砣缺损处的残迹考订，对“垣曲县店下样”的来龙去脉得出了结论。
“垣曲县店下样”的置立，是宋代盐法变革的产物
在宋代，食盐的官卖、商销，起初没有统一的制度，由产销盐地所在的各州、郡自行其是。运城盐池的食盐生产由官府征集盐池附近州县民夫从事食盐生产。潞盐的运销实行官运官销、商运商销两种办法。官运官销的销区有三京、二十八州军。商运商销的销区有三十六州军。垣曲县所在的绛州为官运官销区。实行官运官销，需要征集民夫、车船、骡马服役，百姓不堪其苦。
宋天圣八年（1030），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王随谏言改变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的五大好处：第一，当禁止商运商销时，官府需要砍树造船运盐，士兵和百姓不堪其苦，现在取消弊政，士兵、百姓各安其业。第二，陆运既缺少供官府差遣的差役，又需要差遣拥有马车、牛车的百姓，穷人惧怕被官府抓去运盐而逃离家乡，如果他们听到弊政取消，将会十分高兴。第三，船运存在沉船溺水的安全隐患，强盗侵犯、小贼盗窃或被掺杂泥沙硝石，导致运出去的食盐味道苦涩，食用或致病，现在百姓可以通过新政吃到真盐，也是一件大好事。第四，钱币是商品流通领域重要的法定流通工具，要使钱币流通，富家囤积居奇，民用日少，好在今年有商人出缗钱六十余万助经费。第五，每年还可以减少监官、兵卒和民夫的工资开支。“十月，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垣曲县也在罢“榷法”，实行商运商销之利。
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时任兵部员外郎的范祥制定“盐钞法”，对盐的运销办法进行重大变革。它先在运城盐池施行，后逐渐通行全国。“垣曲县店下样”置立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是在范祥推行“盐钞法”44年之后。从盐池运输到垣曲县的潞盐是商运商销的。因此，由盐商出面与众商议，设置“盐样”放在运盐通道的安邑、含口、垣曲三个处所才是可能的。
运盐商队的贡献：开辟一条新的运盐交通线
置立“垣曲县店下样”的客商，是“自来雇发含口、垣曲两处盐货”，于安邑启程，至垣曲“卸车装船”。安邑，宋代隶属于陕西路解州，是池盐的产地。从安邑经过含口到达垣曲的交通运输线路，虽然并非始创于元祐年间，却也不是久已通行的。至迟在北宋前期，关于这条运输线路的开辟使用，和取代另外一条线路的问题，就有过争议和反复。
宋代解州池盐通往“东路”——开封等地的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线路是从解州沿着姚暹渠，入涑水，于蒲坂处再入黄河，“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至京师”。（《宋会要·食货》）另一条线路，则是溯涑水之上源，经含口，穿岭而至垣曲，再改由黄河水路至孟州河阳，辗转运到京城。这两条路的后半段，即从垣曲经河阳至京城这一段，是重叠一致的。前半段，则远近不同，山岭障碍与河沟危险各不相同。从涑水到黄河的路线，以水运为主。这条线路不仅绵长曲折，而且水流湍急、恶滩纵横。
宋人庞籍为司马池所撰写的神道碑铭记载：北宋前期潞盐的东运，“率由蒲坂、乱窦津、截大阳、经砥柱之险，路迂且恶”。太宗至道中（996），有人建议“开含口道，自闻喜抵垣曲”，并指出，这条路可比蒲坂水运节省一半以上的运费。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上下的广泛支持，并付诸实施。只有当时夏县少年司马池提出了反对意见。司马池说，夏县附近运盐的事情，亟待进行，关系重大，民生诉求由来已久。以前的人们为什么不开辟含口道呢？大概不是前人愚昧，这其中，怕是有什么安全隐患隐藏在这条路上。司马池的担忧，并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结果，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含口道突发山洪，运输马队的很多车夫、牲畜和车辆，都被冲到山沟里，人员伤亡、财物损毁惨重。在少年时代，司马池就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让人十分钦佩。经过这场灾祸，含口道从此废弃不用。官盐运输重新经由传统的黄河旧路运输。
从解池经含口到垣曲，这跟三门山等地的黄河水运不同，不仅陆路便捷，而且不用经过十分凶险的黄河险滩。只是有一个风险：含口是含口大岭下的一处峡谷，这处峡谷虽然山险路峻、洪水频发，在古代被视为兵家偷袭或者隐遁的奇径，也是一条有待开辟的新交通线路。
宋朝初年，含口道废弃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潞盐实行官运的体制下，盐池附近的运盐民户，既无力承担开山辟路的资金花费，也无法对抗山洪带来的财物损失；押运的朝廷官吏，也缺乏开山辟路的兴趣和担当。随着“垣曲县店下样”的出土，它所记载的铭文告诉我们，这条可以大幅度降低运盐路费的含口道线路，并没有因为洪水灾害长期废弃，它在运盐商人手里被大规模开辟、拓展，并且逐渐取代蒲坂、三门等传统潞盐水运线路，成为商运潞盐前往孟州河阳一带的主要交通线。
含口道交通线的开发，离不开元祐初年开放商人从事潞盐等货物运输的政策。因为只有拥有自有资本的商人，才会从切身利益出发，雇佣车户，开辟路途凶险交通线路，最大限度减少运费、增加利润。这些盐商不惜工本，凿制巨型的秤砣，刊刻民间契约性质的铭文，为了能够节省百分之七十的运费，这些盐商有充足的勇气去开辟新道路！
“垣曲县店下样”的出土告诉我们，十一世纪后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活跃着几支合法的商人运输队。他们雇佣车夫运盐，签署契约，制造民用标准权衡和赏罚标准等社会经济手段，维持和调解着盐商、车夫、雇员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不断调节的流通关系，维系着整个运输商队，调动着商队成员的积极性，抑制着有害商队的消极因素。这些商人所组织的潞盐运输队，虽然不像开辟世界性的新航线一样伟大，却也在被允许活动的地域间，为国内交通线路的更新和食盐运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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