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1号 发表于 2020-7-6 18:15:42

禹都安邑辨 (上)


禹都安邑辨 (上)
□乔兆坤

古史中由于普遍存在“族迁名随”和争“名人户口”的现象,所以随之便产生了许多“同名异地”与“一地多名”的现象。这就使得古代地名乃至历史真相蒙上了层层迷雾而真伪难辨。例如古都安邑,千百年来一直是“南北”大战,争讼不息。但只要坚持原生材料校正法(徐旭生法)和五科综合探究法(孟世凯法),就会得出“(盐湖)安邑旧为尧舜都,后为夏禹都”及其“上下几千年,一地十七名”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

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魏书·礼志》说:“(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始由官方祭祀尧于平阳,舜于河东,禹于安邑。”唐初孔颖达作《五经疏义》引皇甫云:“安邑县见有鸣条陌,昆吾亭。”(见《后汉书·郡国志》)《唐六典》据此亦云:“凡三年一享帝喾氏于顿丘;享唐尧于平阳,而稷、禼(通契)配焉;享虞舜于河东,咎繇(即皋陶)配焉;享夏禹于安邑,伯益配焉……皆以仲春之月。”此后历代不绝。尧舜禹都,尤其是禹都安邑,历来多有争议:或(北凉阚因、北魏郦道元等)曰夏县禹王城,或(左丘明、杜预、皇甫谧、孔颖达、杜佑、乐史、顾祖禹等)曰盐湖鸣条邑。前者每言安邑,必加“(夏县禹王城)”以注释,诚为画蛇添足,殊难使人信服。现举十五例以求明辨。

探究禹都安邑遵循的根本原则

徐旭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我国古史传说研究以及夏文化的探索,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徐先生指出:判断传说材料的价值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它的本质与来源。他把传说材料区分为“原生的”和“再生的”两类。所谓“原生的”就是指包括一切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再生的”就是见于后期所记载的假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其中也有的包括“原生的”成分,这种传说大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徐先生按照材料的真实度及其写定年代的先后,将历代文献所载传说划分为三个等次:第一等包括商周到战国前期的著作,如甲骨文、金文、《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第二等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年的作品,如先秦诸子、《逸周书》《山海经》《战国策》《史记》《淮南子》等;最后一等就是东汉以后的作品,如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书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间传说,这部分材料可补前人著述的不足,以作参考。对皇甫谧的评价,徐先生说他是“考求宏博,缺乏史识。”意思是收集材料很广泛,但缺乏卓越的见识和正确的判断。上述有关尧舜禹都的史料,已非一二等材料,何况解释这些材料的“正义”“集解”,“注疏”和地方《史》《志》之类的近世说法,其真实性更应受到质疑。例如尧都,《通典》云:“尧旧都在蒲”。《十三州记》说,蒲坂尧都。考古界大多认为在陶寺遗址,而《魏书》以后则多以临汾为是,殊不知三地相距竟达数十或数百公里!又何况后人因争“名人户口”往往祭非所都。例如万荣的后土祠,汉武帝以前历代帝王大多祀于泰山下之梁父,汉武帝以后移祀汾阴脽上,明成祖以后,又移祀北京社稷坛。历代“三官(尧、舜、禹)庙”和关帝庙遍布中华城乡,总不能说他们所祭皆“都”吧?因此,对于远古帝王都邑,必须持慎审态度,须经一二等史料等手段严密论证,兼以考古发掘来认定,切不可轻信盲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孟世凯先生在《<尧舜传>序》中说:“上古氏族、部落流动性(近年有称漂移性)很大,一个大氏族、部落因争斗、兼并、融合、分化等,会常向各地迁移。”他又说:“西汉以后逐渐兴起编纂地方史、志,各地史家根据所见的传说资料,将上古的名人和名事尽可能纳入其中;历代地方官员又给其中的上古帝王、将相、著名人物,修建一些祠、庙、堂、馆、陵墓等,做为对祖先的纪念,并于每年举行春秋祭祀,民间又以生日或忌日办庙会举行祭祀。这样引起朝廷的重视,以达到提高府、州、县、乡的地位和知名度。”这些论述,又一次动摇了《十三州记》《水经注·涑水》《蒲州府志》《夏县志》等书关于夏禹常都为夏县禹王城的陋说(其书仅以该地的禹庙、青台遗迹及民间传说为根据)。在同一篇文章中孟先生主张:“现在研究上古历史文化(应该)是:古文献、古文字、考古、社会学和相关的自然科学相结合作综合探讨。”这是我们探究禹都安邑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

舜都蒲坂在安邑镇

《书·尧典》说“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意思是在正月初一日,(舜)在尧的太祖庙接受尧的禅让。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舜)之初。”“神宗”即“文祖”,意思是正月初一黎明,禹根据上天的使命,在尧太祖庙接受舜帝的禅让,率领百官就像舜帝当初受尧的禅位一样。这就是说,《尚书》记载的尧舜禹禅让帝位都是在尧的太祖庙进行的,即三位帝王的登基大典是在同一都邑举行的。难怪徐旭生先生要说“平阳、晋阳本为一地”了。我认为,徐先生所说的“平阳、晋阳”,非《魏书·礼制》及其后人所指的“平阳”。前者是指尧舜禹时代冯(与“平”声近,与“鬷”zōng合韵,三字通假)川之阳或晋水之阳,为三圣王之都;后者则是指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氏采邑,(即今临汾市汾河西岸金殿村一带)。造成古今同名异地的原因,正是部落流动性或漂移性所致,也就是所谓的“族迁名随”的现象。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忽而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即晋阳)”,忽而又说:“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徒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前面刚说平阳晋阳为 “一地”,后面又言平阳、唐邑、晋阳为“三地”,首鼠两端,不敢肯定。其实,若以“冯、平、鬷”通假和漂移说来解释,皇甫谧两个貌似矛盾的传说材料,也都能基本成立,可惜他未能明白这一点。《帝王世纪》还说:“禹或营安邑,即虞夏之两都也。”《读史方舆纪要》:“《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

舜都蒲坂与尧都平阳情况相仿。虞坂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因千里马负盐车上虞坂遇伯乐而闻名于世。中条山又名历山、薄山、蒲山、虞山……凡十一名,故虞坂自然也就与蒲坂转注相通。所谓秦始皇因在蒲津登坡上岸而改蒲为蒲坂的说法,与蒲坂因虞坂而得名相比较,蒲坂永济说明显要逊色多了。《墨子·尚贤》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服(fú)是轻唇音,古人读为重唇音蒲(pú)。服泽即蒲泽,当即蒲坂之泽。蒲泽之阳即盐泽北岸,正与安邑地望契合。又《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曰:“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谐,乃立禹为司空。……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二十四之阻,于是乎夹(陕)州、徐州可处也。”所谓明都当指舜都蒲坂,而明都之泽,即蒲坂之泽,也就是《墨子》所说的蒲泽,《山海经》所说的“盐贩(坂)之泽”。《山海经·海内经》说:“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这盐长国鸟氏分明是指鸟图腾的虞舜部落,清楚说明他们就在盐池之滨。《晋地理志》及《太康地记》均云:“虞舜旧都安邑及鸣条地带。”《帝王世纪》及《通典》又均云:“安邑为尧舜旧都,后为夏禹都。”《山西通志》云:“条即鸣条,在安邑境。古条为邑名,是可谓安邑一异称。”隋唐时(南)安邑(今盐湖区安邑镇)改名为虞州、虞邑,“虞”为舜部族之号,“州”为“聚集”之意。邑,《说文》释为“国也”,故“虞州,虞邑”者,即有虞氏聚族而居的国都也。《环宇记》以为“舜嫔于虞”之“虞”“在安邑”,故“虞州”“虞邑”之名固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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