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瑶 发表于 2020-8-20 10:03:45

抗洪一线的古代文豪

抗洪一线的古代文豪
韩愈:风里雨里,我不上谁上?

唐元和十四年,当时的边远之地潮州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此次来是因为被贬,52岁的他从长安出发,一连走了70天才到达潮州。可刚到不久,他就赶上了一场大洪水。

韩愈只能打起精神立刻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斗争中。他不仅仅发号施令,还亲力亲为冲在抗洪的第一线,实地勘察灾情。经观察他发现潮州北面地势较低,洪水已经有倾泻之势,如果不挡住山洪,后果将不堪设想。回到城内的韩愈马上下发了全城总动员令,要求大家筑堤防洪根治水患。

正当属下们为筑堤的位置头疼不已争论不休时,有小厮来报:韩大人跑了!韩大人一骑绝尘,直奔城北而去了。随后,急急忙忙赶来的人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汪洪泽中,“逃跑”的韩大人正骑着马来来回回蹚水做记号,每到一个记号处,就让随从在那里插上竹竿,标上堤线。不是不确定堤线的最佳位置吗?那就下水测呗,毕竟,实践出真知。

所有人都被韩愈的“官场哲学”折服了,不等他下令,闻讯前来的百姓们就行动起来了。很快,城北就变成了一座“竹竿山”,最终大堤赶在洪水进一步肆虐前筑成,潮州顺利度过了此次水灾。为了传颂韩愈的事迹,北山被命名为“竹竿山”,“韩文公走马牵山”更成为一桩美谈。后来,当地的韩文公祠立有一碑,上书“功不在禹下”,可见其治水的功绩与地位。

范仲淹:纵有万般阻碍,我也不愿自安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被朝廷调任苏州知州。范仲淹上任正好赶上太湖汛期。眼看着洪水“沦稼穑,坏室庐”,范仲淹“观民患,不忍自安”,经过实地考察,又遍访农村精于水道之人,他终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范大人将自己的调查发现以及解决方案上报朝廷后,却是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他不得不第二次详细陈述具体治水策略和江南水田利害关系。他的建议都是实地考察所得,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命他主持苏州地区的水利建设。然而,当年八月,朝廷突然下旨要把他贬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这时,一位转运使上书朝廷,认为范仲淹“治水有绪”,请求朝廷将其留在苏州。

经过一番波折,范仲淹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展开自己的治水大业。具体说来,一是修围,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二是浚河,主持疏浚了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等吴淞江的支流;三是置闸,在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

之后,范仲淹被调去别处做官,再也没有负责主持过水利建设。然而,“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却成了宋以后历代治理吴淞江水旱灾害的准则。范仲淹也因此得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已,此先忧后乐之功。”

苏轼:我在这里,誓与洪水决战到死

熙宁十年四月末的一天,徐州也迎来了一位新官上任——大名鼎鼎的苏轼。和韩愈一样,苏轼这次下放地方也是因为被贬。赴任途中的苏轼心情还是不错的,欣赏一下山山水水,顺便饱尝美食,岂不快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初来乍到的苏轼刚到,上天就送来了一份“大礼”——一次载于史册的大水灾。

这年黄河流域降水异常得多,河湖水位暴涨。洪水一路南下,七月十七日,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此时,三百多公里外的徐州城还一片宁静。古代的通信不发达,遇上洪水,交通更是完全中断,所以徐州没有收到洪水预警。

六天后,洪水抵于徐州城下。“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从这首《答吕梁仲屯田》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突然到来的洪水,人们措手不及。

徐州地势东、西、北三面都有大山,一旦洪水穿城墙而入,整个徐州城将成为一座水下之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城墙,苏轼一边命人堵住城内通往城外的六个“水窗”,一边令城中百姓不断加高城墙。

外忧不止,内乱又起。眼看着城墙岌岌可危,城中的富商大贾坐不住了,纷纷想出城避难。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轼“霸道大人”上身,他厉声发出灵魂一问:“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紧接着,又是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苏轼召集城中人商议,有一位老人想到约60年前,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徐州城暴发特大洪水,当地知州在城内修筑了两条防水堤,成功护住了城。苏轼当机立断,“起急夫五千人”,在原先的遗址上重新筑堤。

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组织全城军民紧锣密鼓在城墙之内修筑长堤;另一边,他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在城下,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埋头修堤的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城墙附近多了一间新搭的茅草屋,原来是他们敬爱的苏大人将家搬到了施工前线,日夜巡视,“过家不入”。

据记载,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徐州城外水深已经达到“二丈八尺九寸”,“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而这时,全长984丈、高1丈、宽2丈的防水堤也奇迹般地修筑完成。第二天,“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

徐州城暂时保住了。一个月来,苏轼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为了纪念抗洪胜利,徐州人第二年在东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高达十丈的城楼,取名“黄楼”。重阳节之际,苏轼登楼写下《九日黄楼作》一诗:“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回想起来这次抗洪,当初抱定“吏民走尽余王尊”决心、誓与徐州城共存亡的苏轼也为自己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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