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苏东坡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对于我这样才薄智浅的，更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

一来是李一冰、林语堂、康震等名家珠玉在前，想要写出新意太难；

二来我向来奉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文字过于朴实，过于简白，不喜欢对人物进行过多文学和艺术加工，怕失了“坡仙儿”的神韵；

三来关于苏轼的史料实可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包括但不限于《宋史》《东坡志林》《宋人轶事彙（汇）编》，以及苏轼平日里写的书信、奏折、文章等，想要在里面有所取舍，简直难于登天，倒不是怕写出来字数太多，而是怕字数太少；

四是时间紧迫，怕匆忙之中写出来的文字难登大雅之堂。

怀着这样惴惴的心，我全力投入了“苏传”的创作中。好在我平日里就喜欢苏轼，看的资料不算少，搭起框架来还算不得太难。

苏轼是个儒、释、道融会贯通的人物。他既是一位入世的儒者，也是一位超然物外的道者，甚至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也与佛学结缘，将慈悲深植于心。正是这三种思想的交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这三者，一个讲“入世”，两个都讲“出世”，一个人身上能够融合这看似完全矛盾的两面，实在令人惊叹，令人敬仰。

年轻时，苏轼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这个理想一直没有变过，无论到哪里做官，他第一时间考虑的总是老百姓。在杭州修堤，在徐州抗洪，在密州灭蝗，在黄州救儿，即使到了毒瘴横生、九死一生的儋州，他仍然“讲学明道，教化日兴”。从这个方面来说，苏轼是个优秀的官员，没有愧对头顶的乌纱帽，也没有愧对地方百姓。

后世史书常将苏轼当成“蜀党”领袖，说来实在是有些冤枉。苏轼是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变法派当政时，他反对变法，守旧派“绝地翻盘”时，他又反对守旧派，实在不是个合格的“朋党”领袖。之所以如此，全因他始终坚持一个理念：凡是对百姓有利的就支持，凡是折腾百姓的就反对。

在我看来，苏轼童年发生的一件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苏轼小时，母亲教他读《范滂传》，读完之后，小苏轼忽然抬起头问：“母亲，若我要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夫人十分坚定地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母吗？”这颗正义的种子，自此便种下了。这些是他入世的一面。

《东坡志林》中有一篇《记先夫人不残鸟》，讲的是苏轼小时候，家里有很多鸟来筑巢，且筑得极低，一低头就能看见。盖因程夫人教导所有人不可杀生，不能抓捕鸟雀。因此，苏家的这些鸟儿从来不怕人。管中窥豹，可见苏轼平时接受的都是这样悲天悯人的教育，这才有了他无论自己如何困难，都要尽全力救助他人的人道主义。

苏轼受庄子影响极深，经常在诗词文章中化用《庄子》中的典故，文风也受到极大影响。《宋史》中说他：“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成了他性格中超然物外的底色，才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有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儒、释、道如同三原色，共同融合出了苏轼这样一个五彩斑斓、妙趣横生的“蛟龙不世出”的人物。这样，全书的框架也就立起来了。于是乎，我创作的重点，就放在了苏轼人生的转变上，以转变中的经历来凸显他如何将三教融会贯通。

这本小书基本是在深夜和凌晨完成的，每天夜里12点开始，写到凌晨五六点钟，直熬到眼睛生疼、脑袋发胀才肯停下。倒不是我喜欢（也绝不擅长）熬夜，而是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我才能完全静下心来，把自己代入到千年之前，代入到黄州的东坡前，代入到密州的超然台上，代入到御史台潮湿逼仄的监牢中，代入到“拣尽寒枝”的沙洲，代入到月下赤壁的小舟……去哭，去笑，去惋惜，去留恋，去遗憾，去释然，去想：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玉马金堂”，就有“九死南荒”，反过来也一样。

那年正是我过得最惨淡、最难熬的时候。在无数个与苏轼共鸣、“相遇”的深夜，我仿佛看到他戴着青箬笠，穿绿蓑衣，站在风雨中笑着对我说：“人生如逆旅，你我都只是行人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呢？你看那飞鸿，这里踩一下，那里踏一脚，哪里有撒子规矩嘛。”

是啊，人生的本色就是无常，有什么好怕的呢？

感谢“坡仙儿”，感谢这位千年之前的“失意者”，以文字的方式，完成了对另一位“失意者”的救赎。

这本小书，若能写出“坡仙儿”风采之万一，就算我这个才疏学浅之小辈功德圆满了。当然，其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也烦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王阳，笔名王浩延，自由撰稿人、文史博主，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出版作品《百鬼夜行》《人类简史》《万物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