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大了，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楚。据说，这是典型的老年综合症。1968年9月来到海子湾村插队，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整，许多乡亲们的面容仍旧常常浮现在眼前。

海子湾村的老队长贺存元，当年也就五十岁左右，身材不算高，但是非常结实。他经常戴着一頂解放帽，帽子上面经常有着浮土，就像赵本山演小品时戴的那顶帽子一样。贺队长的脸上黑里透红，额头的皱纹密密麻麻，使我们想起了那幅非常著名的油画《父亲》。赵润虎曾经和我说过：“老贺就是一个天生的劳动模范，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好好劳动。”赵润虎说的没有错，在我的印象里面，贺存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村里面的所有地块，不管是梁上的，还是沟里的，都裝在他的头脑里。这块地该种莜麦，那块地该种黑豆，这块地该种胡麻，那块地该种荞麦，去年种过山药蛋了，今年换成豌豆吧！这块地去年种的是大豆，今年种些小麦吧！就像是三军的将帅，战略战术计算得非常精准。每天早上，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不是公鸡叫，而是贺存元的出工号子：“动弹啦！南梁上锄谷子啦！”或者是：“动弹啦！十二沟里面割玉茭啦！”地里面的活儿干到一定时间，贺存元会在地头喊上一嗓子：“抽烟啦！男人们抽烟，女人们纳鞋底子啦！”于是男人们坐在地上抽起水烟来，烟杆是羊腿骨做的，捏上一小撮水烟丝，按进铜烟锅里面，用火捻子点着，吸溜上一口，再从鼻孔里喷出来，喷云吐雾，赛过活神仙。女人们还真的带着鞋底子，用针穿上麻绳，刺啦刺啦地纳开鞋底子啦。贺存元是干活的好把式，人们佩服他，愿意服从他的指挥，生产队的队长岗位，铁定是他，非他莫属，没有人能和他竞争。

海子湾村的党支部书记张秀，比贺存元年轻六七岁，身材中等，脸上常常挂着笑容。他与贺存元有着很大的不同。贺存元是黑里透红，张秀是白里透红。张秀也戴帽子，戴上像个干部，贺存元戴上帽子，怎么看也是个农民。张秀的眼睛大，说话的时候眼睛睁的圆溜溜，贺存元的眼睛小，永远眯缝成一条线。贺存元一张嘴就是怎么劳动，张秀则是新词汇不断，什么时髦说什么。县里的领导来了，是张秀出面汇报，公社的领导来了，是张秀陪同检查。村里人有了矛盾，是张秀处理协调，上级布置下任务，是张秀传达落实。张秀抓革命，老贺促生产，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就像是自行车的两个轮子，谁也离不开谁。

王拴根是王扎根的弟弟，哥哥王扎根在村里放牛，几乎没有离开村里面，弟弟王拴根则是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王拴根是一个复员军人，当过解放军的骑兵排长，从兰州军区退役，带回来一个兰州市的女学生当婆姨。我们刚进村插队时，就发现王拴根的妻子不像本地人，话音不同，长相也不同。王拴根的妻子长得白白胖胖，个子也高，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像城里人一样讲究卫生。我当时感到很纳闷，像王拴根这么一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他是怎么把兰州市的女学生搞到手的呢？好几次想问，但是不敢开口。有一次，我和王拴根的妻子单独在一起，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是怎么看上了拴根大叔的？”他的妻子眉开眼笑地说：“哎呀！你是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骑兵排长，骑在马上，挎着马刀和手枪，英俊潇洒，威风凛凛，哪个女生不会动心呢？”“那你就心甘情愿离开兰州大城市，跟着他回到海子湾村？”她说：“我们那会儿的人，思想比较封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也得跟着。”羡慕王拴根，他真是找了个好老婆，尽管思想有些“封建”。

民兵连长王生，是王有的儿子，个子不高，长得也不算英俊，但是他思想比较先进，跟党的政策路线跟得比较紧。举个例子，当年村里面培养侯曉華同学当赤脚医生，侯曉華拿着一盒银针，四处拉人到她的屋子里面练习扎针。谁都知道她是刚学习针灸，不敢当她的试验品，但是王生就敢，不是那种傻大胆，而是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侯曉華往他背上扎上一针，问他疼不疼？他咬住牙说，不疼。又往他肩膀上扎了一针，问他什么感觉？他说，有点儿疼。侯曉華问他：“头上再扎一针吧？”王生害怕了，说：“明天再扎行不行？”不过，王生也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时候。备战备荒深挖洞那会儿，他刚刚结婚不久。他和杨利平 张粉英三个人一组，挖洞挖到半夜时，他借口说是肚子疼，跑回家和他的新媳妇睡觉。杨利平和张粉英两个人不敢呆在洞里面，只好跑到洞口歇着。

民兵连的副连长王悦，是王白孩的大儿子，家庭出身贫农，本来是党的依靠对象和培养对象，但是他那个正在上小学的弟弟闯了大祸，把他给连累了。他弟弟闯了什么大祸呢？原来是在教室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xxx”那天早上，插队知青柳益顺同学来到教室，因为她是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所以要比学生们来的早一些。她看到黑板上有字，正准备去擦的时候，她看清楚了黑板上写的那五个字，当下就吓傻了。怎么办呢？柳益顺同学没了主意，只好去向村党支部书记张秀汇报。张秀看了现场，立刻给公社领导打电话，公社领导不敢怠慢，马上向县领导汇报，县领导一边向地区领导汇报，一边给海子湾村派来了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这个事情很快传遍了全村，村里面弥漫着惶恐不安的情绪。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采取排除法筛选嫌犯，同时又调来技侦人员前来核对笔迹。经过二十多天的侦查，终于找到了嫌犯，他就是王悦的弟弟，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审查王悦弟弟的作案动机，他说是因为饿的不行。“饿的不行就写反革命标语？”他说，听人们说，监狱里面能吃饱。县公安局不能逮捕他，因为他只有12岁。子不教，父之过，所以就把王悦他爹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交给村里面实行“群众专政”。王悦他爹本来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人，没有脸面在村里面待下去了，只好带着王悦的弟弟远走他乡。

海子湾村的父老乡亲，其实没有一个人属于真正的“坏人”，包括那些所谓的“地主分子”在内。地主分子李二，不光是地里的农活干得好，木工活瓦工活也干得很好，村里人起房盖屋，他都热情相助，从来不要一分钱。他的儿子李明李亮，都是我们插队知青的好朋友。地主分子王二孩，见人三分笑，从不惹是生非。他的两个弟弟王龙生王吉生，也和我们插队知青相处的很好。赵润虎的爹和妈，经常给我们插队知青送些腌菜，还帮我们碾米磨面。老会计卢子英，帮助我们搞好财务管理，逢人便夸奖我们插队知青这好那好，说得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邓小平同志说：“有了好的制度，坏人可以变成好人。制度不好，好人也可以变坏。”好人和坏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没有法律上的意义，但是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回想起海子湾村的父老乡亲，我敢断定，他们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所以，让我们祝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