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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运城 房地产是如何成为支柱产业的 1998年,为了支持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国家尽快走出...
发布时间 2024-11-20 1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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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
房地产是如何成为支柱产业的
1998年,为了支持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国家尽快走出困境,中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战略选择。刚刚当选的新总理朱镕基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当时,受金融风暴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率也出现了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在寻找一切理由进行打折促销。
面对这样的局势,想要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的势头,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内寻求出路。于是,“拉动内需”便成为这一年的一个热门词语。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五万亿元,很多年后人们称高储蓄率为“笼中老虎”,如果把这只老虎释放出来变成消费力,经济复苏的问题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镕基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房改,激活房地产市场。
1月14日,朱镕基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关于大力发展住宅建设,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在听取大家的讨论时,朱镕基不断插话谈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不是为房改而研究房改,否则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我集中力量考虑下半年取消福利分房。我的着眼点是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通过多建房、多卖房,带动建材、钢材等需求,达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当有人提出停止单位建设住房后,是否会出现住宅建设的数量不增加反而减少的可能时,朱镕基说,“我不操这个心,把原来单位建房的钱全部转化为住房补贴,谁买房我发给谁,但是前提是你自己掏出存款,还要向银行贷款,建房资金的总数是放大的。关键是要把原来单位建房的钱转为购房补贴,调出职工个人和银行的钱,投入住房的总资金加大了,这个蛋糕一定是能做大的。”
2月28日,朱镕基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听取各部委就完善房改方案和实施细节问题的意见。建设部提交的报告和房改方案在会上获得通过。会议结束前,朱镕基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做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
3月19日,在“两会”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及住房制度的改革,朱镕基作了如下回答:“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改革,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了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3月24日,在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1998年以后,单位分房这件事,人们只能听别人说说,或者是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从这一年起,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变成了回忆。
有媒体报道,1998年1月,房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深圳市委的通知,让他立即前往北京,有中央领导要见他。当他赶到北京,才知道那个人居然是朱镕基。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日后分析,这是一件很耐人回味的事情。不过,也有媒体说1997年11月,王石就参加过总理的座谈会。
凤凰网财经:1997年11月,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调研,您作为企业家代表参加总理座谈会并汇报工作。当时,您汇报主题不是房地产而是分税制。为什么?
王石:当时,京九铁路开通剪彩,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调研。之后,朱镕基总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企业汇报。当时一共安排了10家企业进行汇报,一类是房地产企业,一类是出口企业。那年正值亚洲经济危机,货币贬值,政府担心出口问题,所以,召集了一些从事出口领域的企业家,希望他们能给一些建议,如何刺激经济。我记得,当时办公厅希望我谈两个话题,一是万科的科技化管理,另一个是万科的股份制改造。
凤凰网财经:您都没选。
王石:我都没选,万科是个中型企业,所以不太适合谈科学化管理,而股份制改造,对于国营企业很难推行下去。朱镕基总理对债转股感兴趣,但和万科没有关系。有一个话题会引起朱总理的兴趣:分税制,这是朱镕基总理自1993年起力推的一项改革。所以,我就谈了《分税制对企业的影响》。
果然,朱总理一听分税制,眼睛一亮。我说,分税制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务是承包制。地方政府同企业也是承包关系。比如,万科到上海投资,同税务局签订承包合同,这是一个基数,每年一个增长比率,万科与上海签订的合同是按每年20%递增,同实际每年盈亏没有关系。启动分税制,同政府的承包合同作废,虽然1995年规模缩小、利润下降,税收的基数大了,所以交税的总额依旧增长。
总理听着舒心就笑了。他问我,要多交这么多税,你难道对我没意见吗?我说没意见。为什么?我说,我举双手赞成分税制。通过税制改革,第一次从税法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换句话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不明确,哪来的企业和政府的明确关系呢?
我看总理听得饶有兴致,又借机请教了他一个问题,“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总理反问我,“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我说不能。万科把香港新鸿基当作学习的榜样,万科虽然是内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规模还没新鸿基一年的利润多,怎么能成为支柱产业,规模远远不够。
总理又问,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我还回答,不能。总理再问,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我说,两年内不行。事后觉得自己太傻了,按理说,总理问问题,我应该顺着说,但我却一直说不能。
后来,总理斩钉截铁说道,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我就说,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了。这是我最得意的一次经历,有段时间,我茶余饭后还跟人分享这个故事。
我还记得演讲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耳闻朱总理向来以数字说话。我就打印了很多利润、规模、交税情况图表,但打印机太慢了,耽误了一些时间。后来,我飞奔赶去了会场,座谈会已经开始了,迟到了十分钟。
不过,总理对我的汇报很满意,还说我是房地产专家,要聘请我为房地产顾问,笑称是没有工资的顾问。我以为总理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过了两个月,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办、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我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
我活跃了两个月,感觉到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我对住宅行业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鲜,只是,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勇气在总理面前陈述。三个月后我就明白了,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家吧,通知我去开会也不开了。
后来,房地产果真就成了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中国青年报:
https://zqb.cyol.com/content/2010-05/19/content_3238271.htm
凤凰网:
https://finance.ifeng.com/c/7tH5sMRLCIi
北方网: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0/05/18/0046978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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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局势,想要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的势头,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内寻求出路。于是,“拉动内需”便成为这一年的一个热门词语。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五万亿元,很多年后人们称高储蓄率为“笼中老虎”,如果把这只老虎释放出来变成消费力,经济复苏的问题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镕基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房改,激活房地产市场。
1月14日,朱镕基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关于大力发展住宅建设,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在听取大家的讨论时,朱镕基不断插话谈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不是为房改而研究房改,否则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我集中力量考虑下半年取消福利分房。我的着眼点是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通过多建房、多卖房,带动建材、钢材等需求,达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当有人提出停止单位建设住房后,是否会出现住宅建设的数量不增加反而减少的可能时,朱镕基说,“我不操这个心,把原来单位建房的钱全部转化为住房补贴,谁买房我发给谁,但是前提是你自己掏出存款,还要向银行贷款,建房资金的总数是放大的。关键是要把原来单位建房的钱转为购房补贴,调出职工个人和银行的钱,投入住房的总资金加大了,这个蛋糕一定是能做大的。”
2月28日,朱镕基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听取各部委就完善房改方案和实施细节问题的意见。建设部提交的报告和房改方案在会上获得通过。会议结束前,朱镕基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做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
3月19日,在“两会”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及住房制度的改革,朱镕基作了如下回答:“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改革,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了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3月24日,在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1998年以后,单位分房这件事,人们只能听别人说说,或者是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从这一年起,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变成了回忆。
有媒体报道,1998年1月,房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深圳市委的通知,让他立即前往北京,有中央领导要见他。当他赶到北京,才知道那个人居然是朱镕基。王石后来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日后分析,这是一件很耐人回味的事情。不过,也有媒体说1997年11月,王石就参加过总理的座谈会。
凤凰网财经:1997年11月,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调研,您作为企业家代表参加总理座谈会并汇报工作。当时,您汇报主题不是房地产而是分税制。为什么?
王石:当时,京九铁路开通剪彩,朱镕基总理到深圳调研。之后,朱镕基总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取企业汇报。当时一共安排了10家企业进行汇报,一类是房地产企业,一类是出口企业。那年正值亚洲经济危机,货币贬值,政府担心出口问题,所以,召集了一些从事出口领域的企业家,希望他们能给一些建议,如何刺激经济。我记得,当时办公厅希望我谈两个话题,一是万科的科技化管理,另一个是万科的股份制改造。
凤凰网财经:您都没选。
王石:我都没选,万科是个中型企业,所以不太适合谈科学化管理,而股份制改造,对于国营企业很难推行下去。朱镕基总理对债转股感兴趣,但和万科没有关系。有一个话题会引起朱总理的兴趣:分税制,这是朱镕基总理自1993年起力推的一项改革。所以,我就谈了《分税制对企业的影响》。
果然,朱总理一听分税制,眼睛一亮。我说,分税制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务是承包制。地方政府同企业也是承包关系。比如,万科到上海投资,同税务局签订承包合同,这是一个基数,每年一个增长比率,万科与上海签订的合同是按每年20%递增,同实际每年盈亏没有关系。启动分税制,同政府的承包合同作废,虽然1995年规模缩小、利润下降,税收的基数大了,所以交税的总额依旧增长。
总理听着舒心就笑了。他问我,要多交这么多税,你难道对我没意见吗?我说没意见。为什么?我说,我举双手赞成分税制。通过税制改革,第一次从税法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换句话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不明确,哪来的企业和政府的明确关系呢?
我看总理听得饶有兴致,又借机请教了他一个问题,“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总理反问我,“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我说不能。万科把香港新鸿基当作学习的榜样,万科虽然是内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规模还没新鸿基一年的利润多,怎么能成为支柱产业,规模远远不够。
总理又问,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我还回答,不能。总理再问,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我说,两年内不行。事后觉得自己太傻了,按理说,总理问问题,我应该顺着说,但我却一直说不能。
后来,总理斩钉截铁说道,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我就说,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了。这是我最得意的一次经历,有段时间,我茶余饭后还跟人分享这个故事。
我还记得演讲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耳闻朱总理向来以数字说话。我就打印了很多利润、规模、交税情况图表,但打印机太慢了,耽误了一些时间。后来,我飞奔赶去了会场,座谈会已经开始了,迟到了十分钟。
不过,总理对我的汇报很满意,还说我是房地产专家,要聘请我为房地产顾问,笑称是没有工资的顾问。我以为总理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过了两个月,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办、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我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
我活跃了两个月,感觉到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我对住宅行业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鲜,只是,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勇气在总理面前陈述。三个月后我就明白了,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家吧,通知我去开会也不开了。
后来,房地产果真就成了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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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该被整顿了! 11-20
社区1号
不是中国配不上公知,而是公知配不上中国! 11-20
社区1号
张顺洪:西方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摘要:美西方国家占尽资本主义先机,而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它们必然对外实行扩张和掠夺政策,欺压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过去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过去走不通,一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不会让中国走这条道路;二是因为中国没有走这条道路的客观条件。现在走不通,是因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必将陷入严峻的贫富两极分化处境,从而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必须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主要指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现代化道路,区别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笔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现代化道路,即使中国想走,也走不通,过去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过去走不通,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其中道理并不深奥: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不会让中国走它们已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二是中国没有走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和平演变”的企图和“颜色革命”的策划,不是为了让中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而是让中国沦为受制于它们的依附性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一、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美西方大国对外实行扩张和掠夺政策
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并非长时期领先,而是长时期落后于亚洲先进地区和北非的埃及。但是,在近代,西方国家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占尽工业革命先机。美西方大国现代化是基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殖民扩张和掠夺而实现的,这种扩张和掠夺中断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常历史发展进程,严重阻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向现代社会正常演进。
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欧洲列强大肆进行殖民扩张。殖民主义者占领海外本土居民的家园,建立起殖民地。广大美洲、澳洲、非洲及亚洲部分地区逐步沦为欧洲列强殖民地,亚洲昔日的封建大国也相继沦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兴起伴随着血腥的原始积累,而残酷的殖民扩张和掠夺正是原始积累的最主要途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1](pp.860-861)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在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殖民列强对外部世界进行了长期的残酷侵略、掠夺和压迫;殖民列强为争夺利益,相互之间不断爆发战争。
对外殖民扩张就是大肆掠夺的过程。在考察资产阶级积累方式时,米歇尔·博德指出:“这时的新因素是对美洲令人难以置信的掠夺,它是由相互关联的两方面构成的:(1)现有财富的掠夺(强取金银和艺术品中积累的死劳动);(2)在金银矿或种植作物(甘蔗等)中新价值的生产(强迫劳动或奴隶制)。”“征服、掠夺、杀绝,这就是十六世纪产生贵金属流入欧洲的实际情况。”[2](p.13)
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殖民列强首先直接掠夺黄金白银。例如,1493年至1600年,葡萄牙人仅在非洲就掠夺了276000公斤黄金。[3](p.423)据官方统计,1521年至1600年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有18000吨,黄金有200吨,而根据其他估计,这期间实际运回西班牙的金银是此数的两倍。[2](p.7)在美洲进行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抢劫美洲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积累的财富。
公然抢劫,正是殖民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惯常做法。例如,1757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南亚的孟加拉时就洗劫了孟加拉国库,劫夺了3700万英镑,还有2100万英镑落入英属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腰包。对此,英国侵略头子克莱武自白道:“富裕的城市在我脚下,壮丽的国家在我手中,满贮金银珍宝的财宝库在我眼前。我统共只拿了20万镑。直到现在,我还奇怪那时为什么那样留情。”[4](p.90)众所周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对圆明园进行洗劫,抢夺无数财富,并纵火烧毁圆明园。
此外,殖民列强为自己的利益,在非洲抓捕和购买黑人,作为奴隶贩卖到美洲,为殖民地种植园主们提供任其奴役的劳动力。据估计,1500年至1890年间,从非洲运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约有2200万人,[5](p.71)但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实际损失的人口应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奴隶贸易曾经是有名的“三角贸易”的一部分,所谓“三角贸易”指:欧洲国家的货船将欧洲商品如布匹、酒等运到非洲,主要是西部非洲;在那里交换奴隶,贩卖到美洲;在美洲换取种植园产品如糖制品等运回欧洲销售。同时,欧洲列强也从亚洲地区掳掠人口贩卖到美洲或其他地区。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基于长期、广泛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例如,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起初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美洲印第安人土地后建立起来的“移民殖民地”。摆脱宗主国英国获得独立地位后,美国在其扩张和发展进程中又大肆侵占北美洲大地上印第安人的家园,杀害无数印第安人,同时不断开展海外殖民扩张活动。西方列强先后将亚非拉广大地区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建立起不平等关系,长期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压迫和掠夺对象,变其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严重阻碍了这些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在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过程中,一些名义上的商业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英属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英国在一个时期内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对南亚地区进行征服和统治,后来才逐步由英国政府接手。英属东印度公司也是英国在中国开展殖民扩张活动的“先头部队”。在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残酷掠夺,被迫割地赔款,甚至面临领土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根本就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推进国家的现代化。
20世纪中后期,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先后独立,但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关系并未随之消失。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主要是昔日殖民列强,利用已有优势推行新殖民主义,对新生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昔日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持续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不断利用自身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打压,在遏制后者发展的同时不断维系自身地位、获取自身利益。
总之,长期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正是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别国落后或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6](pp.19-20)这一论断是精准的,符合历史实际。
二、中国没有走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条件
中国在近现代曾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面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首要任务是推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一时根本没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条件。各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都失败了。中国要获得独立、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建立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迈向现代化,才能使中国逐步强大起来。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正确主张。1921年3月,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写道:“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7](pp.277-278)在这里,李大钊清楚地指出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才能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早有深刻论述。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指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要采取俄式方法,“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8](p.2)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不通。他强调:“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9](p.679)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0](p.1471)这一论断是根据中外历史的客观实际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防止中国落入资本主义道路陷阱,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中国真正开启现代化进程始于新中国成立,然而,在成立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深受资本主义大国集团打压,如美国就对中国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包括对中国的邻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才有可能逐步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时期内,苏联给予中国很大援助,这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中国支持;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对中国进行打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显然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
苏东剧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主导的西方大国集团相对实力有所加强。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可避免地成为美西方大国集团对付的主要目标,因而同样没有条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事实上,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遭受“西化”和“分化”;“西化”中国,绝不是要让中国同资本主义大国一样,成为现代化强国,而是要使中国一直处于受控制和掠夺的依附性“发展状态”,甚至使中国分裂成为若干小国。在当下,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很可能陷入分裂瓦解——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幻想能走上美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大力推进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结果导致国家解体;苏联解体形成的各国纷争不已,甚至爆发惨烈军事冲突;如今,苏联解体形成的最大国家俄罗斯仍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这样的历史悲剧绝不能在中华大地上演。
资本主义大国集团主导的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然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昔日需要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现在则需要广大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共存关系:前者是少数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后者是多数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被干涉、控制、剥削和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利用自己在科技、金融、军事等诸方面的优势——甚至采取“卡脖子”的手法——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攫取财富,以维持自身优势和巩固富有地位,同时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
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依附性强,难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某些发展状况较好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随时可能因外部势力干涉和操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美西方大国集团出于国际总体战略、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会扶植某些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使其发展较快。但这样的发展受制于人,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在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赶超美西方大国,因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着美西方大国集团的“注意力”,同时推动国际秩序向更为公平、公正的方向演进,这是非常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强大起来,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对中国,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势必重点打压,决不会甘心中国发展到与它们一样的水平甚至超过它们。中国科学技术强大了,制造的产品比美西方国家的更先进了,中国企业占领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地位,那么美西方国家的企业就无法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中国金融体系强大了,形成自主能力、具有独立地位,那么美西方大国就难以制造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以“剪羊毛”“割韭菜”。面对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压制,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抵御各种外来干扰的能力,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把自身建设成现代化强国。为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必须建立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获得亿万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中国不能走美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只能艰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进入新时代,中国要深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与此相对,美西方大国集团则要构建和加强其全球霸权体系,实现美西方大国集团对整个世界的长期控制和掠夺,即“全球一极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断东扩正是这种“一极化”图谋的集中表现。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形成正确的应对策略。
三、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
美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哪怕像美国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不仅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且在发展进程中必然陷入对外依附状态,在国家内部引发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发展“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攫取;另一方面,亿万劳动群众持久陷入“低收入”处境。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11](p.149)“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1](pp.211-212)“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2](p.1281)邓小平还告诫我们:“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1](p.364)“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1](p.229)邓小平坚决反对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11](pp.111、139)[12](pp.1356-135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决防止两极分化。[6](p.19)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3](p.75)我们要深入领会和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毋庸讳言,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严重滑坡;干部队伍中出现严重腐败现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公有制经济比例下降;外资大量进入使风险加大,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一些“先富者”资本流失到境外;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泛起,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等等。
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述问题已得到或正在得到解决,中国发展呈现出大好势头。但即便如此,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仍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问题的涌现提醒我们:中国存在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巩固和加强公有制主体地位,坚决防止走上资本主义“邪路”。
今天的中国如果内部出现动荡,就会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在美西方敌对势力的推动下,中国就可能出现新的“改朝换代”。近年来,“颜色革命”就是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原苏东地区屡试不爽的“改朝换代”手法。而且,中国国情有其特殊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就曾反复上演由人民起义引起的“改朝换代”剧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人口相对集中于大中原地区。古代中国人口数量巨大,人口相对集中,人口在种族文化诸方面“同质性”强。这一特点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有利于组织反侵略战争。但也由于这一特点,当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极为不满时,较易形成大规模反抗斗争,就可能导致“改朝换代”。例如,秦末农民起义、西汉和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等都导致封建社会改朝换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经常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心主要在大中原地区。大规模农民起义造成中国的动荡和分裂,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土地是封建时代主要的生产资料,一旦过于集中,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局面,再加上天灾人祸,就会诱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土地集中趋势是封建时代两极分化的一种趋势,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国家就会出现动乱或战乱。
中国在国情上大不同于美国。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今天仅大中原地区(面积只有130多万平方公里)的人口就有近6亿。美国则“地广人稀”,人口成分在种族、文化等诸方面“异质性”强,美国国土面积9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3亿多。同时,美国还可以利用自身已有优势和霸权地位,随时向域外转移内部矛盾,化解内部贫困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中国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不会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也不能与印度相比。虽然今日印度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并且一些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但国情差异很大。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印度曾出现过一些大国,但国家的“统一性”并不强。印度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莫卧儿王朝,是印度历史上领土最大的一个王朝,也没有能够完全统一印度,并且,莫卧儿王朝很快就陷入分裂状态,维持强大国家的时间很短暂。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印度被英国殖民侵略者一步步鲸吞蚕食、各个击破,整体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者推行“分而治之”策略,印度独立时就分裂成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来孟加拉国又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今日印度仍然存在浓厚的种姓制度残余,且其人口在宗教、语言、种族等诸方面“同质性”较弱,社会“分化”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印度甚至长期存在着地区性武装斗争,政府无法平息;另一方面,印度未能形成大规模的人民群众反抗斗争,其地区性武装斗争规模较小,短期内难以改变政治大局。另外,就国际处境而言,印度与中国也大不相同,因为有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吸引着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的“注意力”,扛着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的重压,印度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的国际压力就小得多。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甚至还有意拉拢和利用印度来给中国制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美西方大国集团就不会着力利用印度内部的矛盾,打压和分裂印度。中印两国处于同一世界格局,但处境不同;相比之下,印度发展的国际环境要“宽松”得多。
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走依附性的道路,即被剥削、随时可能被“卡脖子”的道路。我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就只有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些领域,如航天、高铁等,主要是公有制经济长期发展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一些取得突出成就的民营企业,也得益于国家政策优厚,得益于全国人民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使是优秀的民营企业,也很难扛住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打压;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在重大科技领域就会长期受制于人,无法摆脱被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卡脖子”的处境。
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是当代世界应对各种严峻挑战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当今世界各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不断、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变大、核武器扩散及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在加深、全球范围疾病流行、跨国犯罪严重,等等。这些挑战从根本上讲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克服。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一度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飞跃;资本主义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生命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没有未来,为防止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世界人民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即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结合历史发展进程看,中国始终没有历史条件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下,我们要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也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近来年,习近平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穿透历史风云的科学论断,我们必须牢记。全党要团结一致,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杨慧玫,陈来胜译,吴艾美校[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3]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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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肯尼亚]B.A.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5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M].李安山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
[6]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7]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7期。)
张顺洪 · 2024-11-19 · 来源:蓝田书院经典传颂11-20
社区1号
牛马永远都是牛马!
经济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利益的增长,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增益。就像普通人与牛马之间存在差异,一般的牛马有主人精心饲养,有遮风避雨的住所,无需担忧日常开销。
而那些特殊的牛马,却要为每月的房租和账单辛勤劳作,勤勤恳恳却未必能换来一个安稳的居所。至于成为领导者,似乎永远不在牛马的教导范畴之内。
最近,一项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看似提高到了8000元,实则是通过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来实现。育儿和教育支出减免从每月1000元增加到2000元,赡养老人支出减免从每月2000元增加到3000元。
但话说回来,有多少人能真正算清这笔账?很多人的月收入仅限于四五千块,甚至更低,能达到七八千的已属少数,上万收入的更是稀少。这是因为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构成了社会中最辛苦、最劳累、最廉价的劳动力。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那么四五千块,甚至是两三千块。能挣到七八千的,直接就可以砍一大半的人。往上再走走,到一万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
原因很简单,这么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就是这个社会上最辛苦最劳累最廉价的劳动力。说白了,你出去打工,就是刚好挣个够你吃饭的钱。
那些年薪能到手50万以上的人,基本都属于小半个合伙人的性质了。靠着自己手上的资源或者是一些特别强势特别出众的能力,从虎口里一分一毫扣出来的。为什么打工人普遍的收入不是三万五万,而是大几千块不到一万。就是因为你每个月的开销大差不差也就是这么几千块,一分多余的都没有。
如果你说你每个月省吃俭用存了一两千块,偶尔还能出去旅个游看个演唱会啥的。那么恭喜你,进入了一个特别平衡的模式,叫做温水煮青蛙。既让你吃得饱,又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
普通打工人的命数,注定就是拿自己的命去帮别人干活挣钱。你先不要管对方会不会亏损,那不是你一个月三千该瞎操心的事。
提升个人价值,劳动力变得更值钱,生活才能有所提升。然而,无论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还是跻身中产,本质上仍如同牛马。
虽然常说教育和学习能改变命运,但当教育成为一种隐形的压迫,它就不再是通往变革的阶梯,而是巩固现状的锁链。当前的教育体系,非但没有帮助人们跳出原有圈子,反而加深了社会阶层的差距。这使得原本有机会上升的人,因缺乏支持而失去了改变的可能。
看似繁荣的社会,实则思想在退步,内心的空虚和焦虑难以掩盖。在这个时代,我们小心翼翼,生怕触及不可逾越的界限。
社会不缺少努力的人,缺少的是能够看清方向的人。
愿大家一切安好。
冷月髒花魂 · 2024-11-20 · 来源:冷月冷言 | 微信公众号11-20
社区1号
群众热评:纠正谬误!为什么会经济萧条?
很多人对经济萧条理解有误,认为经济萧条就是社会没有钱了。
而实际上的经济萧条,是贫富差距太大,钱无法流动了。
在一个5%的群体占有95%财富的社会,任何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举措,最后都是无用功!
印再多的钞票,最后都是流入富人的口袋或回流到银行,不能形成消费甚至投资。
经济大萧条,钱更无法流动了。
科学和祖国 · 2024-11-20 · 来源:科学和祖国 | 微信公众号11-20
社区1号
单干为什么体现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今日看到了《集体生产难以调动积极性,单干又缺少凝聚力,农民在想什么?》(今日头条:写君字)一文。
作者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集体生产模式保证了前者,却无法满足后者?农业生产责任制并没有改变集体土地的性质,只不过改变了生产方式,由集体生产变为单打独斗。无论如何,单干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早已经被几千年历史所证明。”
单干不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的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要不,大清帝国也不会被一个小小英国打开国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亚病夫”,形成百年屈辱史。
但是,单干为什么不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呢?
一是因为单干生产模式所形成的只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生产力已经落后了几百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并不就是机器大生产。马克思在谈到协作时说:“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雇佣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第358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75版本)。“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的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的时间内能生产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同上书第376页)。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马克思归纳了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劳动的主要优点:从活劳动来看,协作使个人劳动取得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从死劳动看,协作可以节省生产资料。除此以外,1,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大大超过了许多单个个人劳动能力的总和,它使单个人无法完成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未完成的工作得以迅速完成;2,协作使许多人劳动,由于竞争心和精神振奋,提高了每个人的工作效率;3,协作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适应了生产过程整体性的需要,缩短了生产时间;4,协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紧迫的任务;5,协作可以在很大空间内同时进行劳动,可以适应大型工程的需要并节约生产费用等等。协作基础上形成的集体形式的生产力,或者说现代生产力,打破了个人局限,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上书,第十一章)。当劳动者采用集体劳动方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工人的情况下,会产生比个体工人循序完成各个工序的生产方式劳动生产力。这就是集体生产优于单干生产的地方。
社会主义如果不能采用集体生产方式,就不能与资本主义站在同一生产力基础之上,这在起始点上就已经输了一筹,当然是谈不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在土地和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的条件下,采用集体生产方式和单干生产生产方式的第一个区别是节约了生产资料。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举过一个使用脱粒机的例子:譬如一个生产队,三十户左右的人家,一百多口人,200多亩耕地,本来生产队用一大一小两台脱粒机(四工位和两工位的各一台)就可以解决队里的脱粒问题。但是,在分户单干之后,虽然每户的责任田多的只有五、六亩地,少的是二、三亩地,那30户人家每户都要买一台脱粒机和一只马达,需要额外多出七、八百元的费用。也就是说,从生产队到分户单干的转变,立马使农民的每个家庭增加了七、八百元的生产费用。在那个粮价不到两毛钱的背景下,农民靠几亩责任田要增产多少斤粮食才能抵销这一笔开支?
我们再来看进行脱粒作业在集体生产环境下和在单干环境下的效率区别。集体生产时七、八社员相互配合、流水作业,两个人或四个人上机操作、前面有清理乱草的人,后面有添加稻棵的人,旁边有专门堆放稻草的人,一般当天收上场麦子或稻子,当天开夜工完成脱粒。第二天晒场。而分到户之后进行脱粒作业,常常是一个人要完成脱粒的多道工序,去上稻棵时,就不能上机脱粒,清理机前乱草时,只能让脱粒机空转,而且即使是两工位的脱粒机,也常常只能是一个人上机作业,无论是机械利用效率、电能的利用效率还有整个作业效率,都是不能与生产队时作业组的流水作业相比的。
在许多人看来,粮食多打了,就表明发展了生产力。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当我们说到发展生产力时,是指同样的劳动所形成的生产力的增长,或者说是同样的费用投入得到了更多的产出。从生产队到分户单干,即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也未必就说明发展了生产力。如果投入的成本费用大幅增加而形成了增产,而投入产出能力却比过去降低了,那不叫发展生产力,而是浪费生产力。例如上述所举的例子,从生产队到分田单干,仅仅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的增加配备脱粒机械的这一项开支,就需要7、8百元的费用。如果按照0.20元一斤粮食的价格计算,那就要增产4000斤粮食的收入才能抵销800元的费用。一家三、四亩的责任田,增加4000斤的产量,按照每年增加500斤产量计算,也得要8年时间吧?
二是单干不能发挥公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妨碍了提高老百姓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说到人民公社,大家都说穷。特别是吃不好、吃不饱、穿不好等等。但是,为什么在人民公社那种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生产力水平上,两个劳动力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家之口,可以负担三、五个孩子到成家立业?
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孩子读书不用操心,生了病也不用担心看不起,即使家里劳动力不够,但队里的口粮总会有分。这是有一个公共产品的基础供给。从人民公社开始到结束,从农村没有电到通电,从没有学校到普及中小学教育,从缺医少药到医疗卫生系统的全面普及,从靠天吃饭,到排灌系统的建立等等,事实上人民公社的存在和发展,为我国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根本性的。没有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农村的通电、农业生产的水利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的建立等等,这一系列的使农村和农业生产的根本性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从生产队到单干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就算是半年辛苦半年闲,吃穿用住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里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因为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发展已经为我国农业生产从根本上改善了条件:这种生产条件的改善不只是表现在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水利工程的大量开始,更重要的是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普及使我国农业人口文化素质的根本转变。这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如果不通电,你还是用脚踏的脱粒机脱粒,如果田地没有平整和格式化,仍然七高八低的,如果没有有效的灌排系统,一场暴雨就到处是水塘,如果没有成长起来的有文化的农业劳动力,你最有积极性,也增加不了粮食的产出?
人民公社对农民来说,它使农民得到的不只是生产队分配得到的粮食和现金,同时也包括了医疗、卫生、供销、金融、农技、农村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按劳分配的分配,除了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消耗之外,另外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满足劳动者的个体消费方面的收入,另一个就是满足公共需要项目的扣除。这公共需要项目的应用,既有满足扩大再生产需要的方面,又有满足公共消费和服务需要的方面。而这一方面的发展构成了农民生活提高和生产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环境。
我们看一看在生活环境方面,生产队时,一家有个三、四、五个孩子在学校读书,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社员并不因为孩子多就有压力,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上学的费用极低,我们这里,即使是读高中,一个学期书杂费加起来5元钱,家庭有困难的还可以减免一些。相反,在单干之后,教育市场化了,孩子上学,靠种田的农民收入有限,就供养不起了;别说三、四个孩子,即使是一个孩子,他们供起来也非常吃力。教育是这样,医疗同样如此。
我们再来看生产环境的变化。在单干之后,农民用大半年时间养的猪,卖给杀猪卖肉的得到的收入,还不如卖肉的一两天赚的钱多。因为你是单干,你没有议价能力,所以养猪人的辛苦钱,大部分进了卖猪肉的人的口袋里了。再譬如农民种的豆类去榨油,种的山芋去做粉,那加工费贵到你不敢相信。集体组织的解散,不仅导致了土地的碎片化,而且使农民成为了一盘散沙,从而也成为了市场中的韭菜,只有被人割的份。
人民公社解散之后,教育、医疗等等一步一步走向市场化,原来本来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公共部门变成了搜刮老百姓钱财的盈利机构。譬如过去公社的医院,在公社解散后自负盈亏,开始千方百计捞钱,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医疗费用与医生的收入挂钩。原来感冒了,配个几块钱的中成药就可以了,但现在医生为了增加个人收入,就帮你开个几十元钱的药;后来则增加到百元以上,再后来,让你打吊针,让你化个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三是单干妨碍了公有制所具有的生产资料整体性优势的发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从1983年算起,分田单干至今已经有四十年了,那这分田四十年的农民生产率有什么提高吗?从苏南地区看,因为每家几亩责任田的政策几十年不变,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几乎没有什么提高。你一直就种那几亩地,哪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呢?而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那农民的收入又如何提高?
田还是那几亩责任田,而粮食的价格上升有限,相反,化肥、农药、机耕费用等各种成本费用却不受限制地上涨,这就导致了种田的人,度个温饱尚可,但要想解决看病、养老、培养孩子等问题就困难了。这也是年轻人抛妻离子,外出打工的原因所在。
在1974年,还在我读初中时,学校曾经组织我们到江苏连湖农场去参观。那时农场上已经实行了机械化作业。那正好是一个麦收时节,我们进入农场时,恰好是大型联合收割机在收麦子,那机器收割宽度正好与垅宽相同,一次即收割一垅,脱粒好的麦子由收割机上的输出管输出,旁边则是垅上开行的卡车边开边接装输出的麦子,然后直接运到晒谷场上。百亩的大田块,2小时左右即收完。与农场员工交流,得知他们职工平均每年种植的田亩数达到百亩以上。那时候,我们生产队刚有手扶拖拉机。我们队里200亩左右的田,30个左右的劳动力,平均每年种植的田亩数为6、7亩地。如果人民公社不解散,从1974年开始,再用20年左右的时间,公社普遍实行机械化,人均种植田亩达到百亩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通电、办学校和普及医疗系统一样,在公社体制条件下,在我国已经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为农业生产装备大型机械完成全面的机械化是完全可能的。
而农业生产的全面机械化的实现,必然会引起以下几个转变:
第一是,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需要土地需要大面积的平整,需要形成百亩田块,就需要归并自然村落,建立新的生活小区;
第二是,机械化的实行导致从事种植工作的社员大幅减少,更多的社员将会转移到副业和工业的生产上来,因此,机械化的发展必然促进农村工副业的发展;
第三是,实行农业机械化及工副业的大发展,必然使社员的收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第四是,农村工副业的大发展,同时也会促使公社为社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会促使农村家庭生活的社会化发展;
第五是,自然村东的归并,必然会形成以公社所在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趋势。
事实上,周家庄、南街村等那些保持集体经济的农村,确实也实现了人民公社没有实现的全面机械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实现形成了生产资料整体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的按需分配和按效益流动。这一方面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宏观上的优势,从而能够通过这种按需分配避免供需失衡,杜绝经济危机的发生;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客观上消灭了人格化的资产者,从而使劳动者成为唯一的生产主体,公有制的实现消除了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从而使产权在公有制生产过程中失去了意义,从而为体现劳动所有权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劳动者在经济上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提供了必要条件,只要建立相应的劳权制度,公有制企业存在和发展与公有资产保值和增殖就会处于互相依赖、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状态。在宏观上供需平衡、劳资协调发展,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微观上因为劳权制度与公有制相匹配而能形成以劳动收入波动为特征的按劳分配经营机制,劳权企业比资本主义企业具有更强大的动力和适应市场的活力。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在这里,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马克思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土地和生产资料必须是公共所有;其次是必须是在协作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在分工基础上的集体生产方式;第三是要体现劳动者的劳动所有权(即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通过按劳分配体现劳动投入的个体所有的特点)。这三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社会主义既然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那它一定是建立在分工与协作相结合的、而且是体现每个员工劳动所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形态,除了个别适用于个体作业(例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某些销售店、服务行业等)外,基本都应该是集体经济,都应该是社会化的生产方式。
钟之说 · 2024-11-20 · 来源: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 微信公众号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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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金融新政策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形成支持科技的多层次高层体系,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抓紧健全强监管、防风险的制度机制……坚定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便利跨境投资。将进一步保持融资渠道的畅通,进一步提升境外融资渠道,进一步提升境外上市的备案效率,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更好地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以上是昨天的消息,是中国金融新政策,据说网络传播并不广泛。但确实是新政策,不是谣言。
早在至少三四年前,就已经有著名买办经济学家,高叫“金融国际化、金融市场化、金融法治化”,现在,新政策出台,标志着买办金融政策,落实了。
几个月前,还有人高叫,取消所有制区别,取消公有制为主体,要“内外资一视同仁”。现在,随着这个金融买办政策的出台,其意图也完全达到了。
还有,美国金融霸权处于绝境、无法自解、行将完蛋。中国有强大的工农业、科技,有强大公有制残余,经济潜力极其巨大。只有中国才能承受美国这种超级寄生虫的营养,解除美元霸权的危机。随着新金融政策出台,绝境中的美国金融霸权,终于可以更深更广地寄生在中国经济之上了。
全世界去美元化革命浪潮勃然兴起,但随着中国金融新政策的出台,美国金融霸权、美元霸权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又可以苟延残喘了。
以前,美国人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金融战、外交战、科技战,都失败了,也看不到得逞的希望。美国金融寡头显然也不傻,调整了战略战术,由速战速决,改变为持久战。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以前是搞P2P、村镇银行、房地产暴雷,接二连三,此起彼伏,危害极大,本以为这样可以让中国垮掉,谁知道也失败了。这说明靠买办金融资本势力是打不垮中国的,只能给中国制造点损失和麻烦。所以,这次把贝莱德、先锋领航、高盛、摩根士丹利、桥水、瑞银、黑石等美国金融瘪三派到中国来,要亲自登台,直接操纵对中国的金融战、制造金融危机。
所谓“长钱长投”,无非是看到短期内无法掏空中国、无法从经济上把中国搞垮。如果是“长钱长投”呢?就是把海量的美元输送到中国替换成人民币,更加大规模、更加全面、更加全地域、全领域地并购中国资源、资产、企业、土地、水源,把中国金融业做大,做得大到无法倒闭,大倒足以制造中国无法承受的金融危机,这样,理论上就可以打垮中国了。不过这需要时间,需要稳住阵脚,不能操之过急。这就是所谓“长钱长投”的本质。
什么叫“健全强监管、防风险的制度机制”?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新一轮对中国大规模侵略的阶段,中国经济数字会十分好看,金融机构也不会暴雷,似乎中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暴发期,买办经济学家们引以为骄傲,看来引进外资、开放金融的政策,是无比英明的。这只是暂时的平静,这暂时的平静,可以被吹成“监管、防风险制度机制”的效果,甚至成了“金融强国”的伟大经验。不过,这暂时的平静下面,埋伏下了巨大的金融超级地雷。比当年的P2P厉害多了,足以毁掉整个中国。其实,搞这么个新政策,不就是为了埋设这个巨大的“地雷”吗?
什么叫“进一步保持融资渠道的畅通,进一步便利境外融资渠道”呢?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要大规模侵略中国了,金融买办势力必须把道路修好,清除所有障碍。都有哪些障碍呢?一是公有制主体这个政治原则必须破除。三个多月前,胡大V已经把这事说得太明白了,暴露了底牌。二是必须更加彻底地毁掉中国那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化公为私、化私为外。四是必须毁掉中国那几家大型民族私有企业。五是必须把中国的土地、矿藏、水源、林草等资源都控制要美国金融资本或买办金融资本手中。六是必须把金融市场做大做强,最大限度地吸引中国资金进入金融市场,这样,谁还会搞实体呢?实体经济越差,则美国金融资本抄底成本越低,各地政府也会更加倾心地配合美国金融资本对中国资源的抄底。
“金融服务实体”,金融怎么可能服务实体?不可能,金融只会并吞实体、毁掉实体,美国不就是教训吗?实体需要金融的服务吗?根本不需要。
什么叫“多举措强化投资者保护实效,不断提升市场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内在稳定性”?那就是“金融法治化”,就是提供一切便利政策条件,确保侵略到中国的华尔街金融寡头得到实利——这就是典型的买办政策了。试问,华尔街金融寡头让哪个国家得过好处?
金融市场强大,银行体系必然萎缩,当金融体系完全控制了货币发行和流通之后,银行体系基本上就完全残废了。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有强大的工业、科技、农业,中国的土地、矿藏、水源等资源,还没有私有化,中国还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和民族企业。因为有这些,所以才有人民币的信用。而美国没有工业,科技衰落,美国的资源又坚决不市场化、不出售。所以,美元是没有信用的,是假币。中国金融新政策就是把作为有信用的人民币,与假币美元混合在一起,用美元假币替代人民币,用中国经济赋予美元以信用!同时,打击、瓦解人民币的国际信用。
“深入开展证券期货跨境监管与执法合作”,你不承认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全是诈骗犯,你还要和诈骗犯合作,不就是协助华尔街金融寡头在中国实施诈骗吗?你和强盗、诈骗犯合作什么呢?
“将坚持趋利避害,突出公平规范发展,对股份减持、量化交易、融券等及时完善相关制度规则和相关监管措施。”在将美元假币视为真币的条件下,在允许美国人拿着假币换成中国真币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公平、规范可言?还有什么监管、制度可言?(20241120)
吴钧 · 2024-11-20 · 来源:186网址导航 | 微信公众号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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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刃向更弱者”,正是你们鼓吹的丛林法则
最近,“抽刃向更弱者”的事件频发。珠海体育场血迹未干,宜兴校园又洒满鲜血。此前苏州、深圳的日本人学校,中关村三小校门前的惨剧并未远去。
再用 “孤立事件”、“偶发事件”来解释,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对于任何一个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来说,需要思考如下问题:
一, 这类事件社会根源何在?
二, 为什么行凶者不选择“冤有头,债有主”,而是“抽刃向更弱者”?
三, 如何正确对待不公?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明确的。具体到宜兴校园案,职业学校以实习之名“卖猪仔”的恶行,长期以来并未得到遏制。流水线上普通打工人生存环境已够恶劣,学生工的处境更是恶劣透顶:部分学生工工资只有普通员工的一半、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加班却一点也不少。
流水线上普通打工人的恶劣处境是资本“逐底竞争”,即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监管不力,老板们互相“比烂”造成的。
学生工们恶劣透顶的处境,又叠加了超经济剥削因素:一纸毕业证成了学生们的最佳软肋。案发的无锡工艺职业学院,2017就有网友反映该校存在以毕业证要挟学生,强制学生去指定厂子实习情况,八百一个月的工资,整整干了七个月!即便以3000元/月的工资计算,一个学生头上就被额外压榨了15400元!
更加严重的是,学生工未年人比重较大。除了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实习工厂往往无视这些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强迫孩子们加班,导致惨剧频发:2020年11月,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一16岁的电气工程系学生,经学校安排在江苏省昆山市的恒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实习时楼身亡,警方称疑因“有心理问题自杀”,但媒体调查发现实习中有强制加班的情况。(人民网:职校学生实习坠亡事件背后,http://edu.people.com.cn/n1/2020/1104/c1053-31918280.html)
2022年1月,云南某职业学院护理专业学生杨林与100多名同学,经学校组织到江西南昌一工厂干体力活,从事与专业不相关的实习。2月初,杨林因连续夜班且工作超12小时身体不适多次请假,但厂方一直以冲刺产量为由不予批准。2月11日,年仅17岁的杨林因呼吸衰竭死亡。(新华网:“没身份”的实习生权益谁来保障,http://www.news.cn/2023-04/12/c_1129514072.htm )
孩子们的鲜血,已经使我们不忍直视。还有更加荒诞不经的事发生在孩子们身上。
2023年9月,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美容美发专业2021级女生王糖霏(化名)向媒体自述,从今年7月1日开始,她到重庆永琪护肤造型湖津支路店实习时,被安排为男顾客按摩,后来还需为男顾客洗澡、按摩生殖器三角区进行前列腺保养。她曾于7月15日向班主任老师,后不了了之。(澎湃新闻:重庆开州区教委主任回应“职校女生实习时为男宾洗澡”:成立专班调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693866)
2023年9月12日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至2018年期间,十多名常德海乘职业学校毕业生经由学校推荐赴菲律宾,从事游戏推广工作。回国几年后,陆续有涉案学生被以“开设赌场罪”网上追逃,并有学生已领刑。多名涉事学生提到,自己是通过学校赴菲律宾工作,当时对于即将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不知情,且当时刚满18岁,涉世未深,不懂法律,所得收入也不高。但他们最后却因“开设赌场罪”留下案底。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清楚。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行凶者不选择“冤有头,债有主”,而是“抽刃向更弱者”?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高度相关。为什么有人选择“抽刃向更弱者”,除了这些人性格偏激、冲动、自私等个人性格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教他们的!
“冤有头,债有主”,是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应有的规则。然而,一个逐底竞争的市场社会的现实规则,却是赤祼裸的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就是“抽刃向更弱者”么?
丛林法则的受益者,那些光鲜亮丽的“成功者”,与这些弱势的“抽刃向更弱者”相比,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更善于利用法治漏洞,更了解强弱之势,更精于趋利避害。他们用无形之刀“抽刃向更弱者”时,基本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法治漏洞是明显的。早在201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便印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2022年1月,更有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针对当前职业院校学生实习中存在的强制实习、从事与专业学习无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等问题,进一步划定了“红线”。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规定》涉及相应底线的法律责任不明确,或者十分轻微;缺乏监察执法的督促机制,劳动监察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学校、劳务公司、用工单位相互串通以逃避监管;实习生则处于极度弱势地位,没有社会经验,软肋被人拿捏,职校学生家庭一般也不会有什么背景。强弱对比严重失衡,部分学校、中介和用人单位就勾结起来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基本不用承担什么后果。
年轻的甚至尚未成年的学生们刚踏上社会,就被恶狠狠地上了一课。而之前课堂上所有关于思想政治、道德、法治的说教,在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虚幻的大厦瞬间轰然倒塌。当他们年轻幼稚的心灵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时,他们能看到并理解的规则恐怕只有一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我们说弱肉强食与“抽刃向更弱者”的逻辑相通,丝毫没有为滥杀无辜行为开脱的意思。我们对本不应属于人类的野蛮的丛林法则感到无比愤恨。
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了,如何正确对待不公?
对此,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思路,或者说两种传统文化:
一种是主流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以维护封建伦理秩序为目标,为历代统治所青睐,成为治世的工具。在封建伦理本位之下,牺牲个人权利换取社会“和谐”成为可歌可颂、顾全大局的行为。在这种文化秩序之下,权利意识淡薄,受压迫者往往选择逆来顺受,隐忍,唾面自干是常态。法治成为摆设,无讼就是良政。太平盛世的假面下到处是助纣为虐、欺软怕硬。“抽刃向更弱者”就是欺软怕硬在底层社会的表现。
另一种是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相信冤有头,债有主,侠义精神在民间流传。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弃,虽万金将于我何干。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劳动人民朴素的正义观。
所以,传统文化也是分阶级的。有剥削阶级的传统文化,有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往往处于被否定、被打压的状态,但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们不能一提传统文化想起孔老二。劳动人民创造了更为璀璨的传统文化。
统治阶级弱肉强食的传统文化,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过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竞争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抽刃向更弱者”其实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
相反,冤有头,债有主,不滥杀无辜,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剥夺剥夺者”,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二种传统文化的逻辑延伸。
可笑的是,帮闲们一方面指责滥杀无辜的行为,一方面又称这种行为是受“激进意识形态”影响。放屁!哪种左翼“激进意识形态”鼓吹滥杀无辜了?
国民党反动派愚弄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是,共产党军队却是天下最仁慈的军队,不杀俘不虐俘,甚至连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也不杀,并对他们进行了成功的改造。你们这些反动透顶的帮闲,能不能不再拾国民党反动派的牙慧,免得贻笑大方,丑态百出。
付能 · 2024-11-20 · 来源:深耕纪微博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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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洁:“文以载道”党建品牌的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运城学院中文系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学科专业特色,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探索打造“文以载道”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党建工作创新活力,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运城学院中文系坚持文化育人,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师生文化自信,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文化支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列为全体教师能力培养重点内容,引导教师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自觉弘扬“崇真求道”“因材施教”精神,不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同时针对性设计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打造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政金课”。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社区治理。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法护黄河青春行”社会实践活动,将理论学习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文化传承凝聚青春力量。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培高水平应用型人才。运城学院中文系贯彻“立德有为”校训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到人才培养体系中,增强学生文化底蕴,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开设河东文化概论、方言调查与研究等课程,帮助学生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开发完成“关公文化的传承与赋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开设汉字书法训练等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体验中领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实施“13511工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读、记、写、讲等基本功训练和德孝文化节、人文知识竞赛、中华经典诵读比赛等,以赛促学、以学促行、以行促效,推进学风建设,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专业素养的时代新人。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讲述“河东吟诵的理论与实践”,让学生走进非遗,了解非遗,感受非遗魅力,培养恭俭礼让、勤朴敦厚的优秀品质。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员教育管理。运城学院中文系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师生党员教育的“基础课”,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民本、德孝、规矩意识等思想有机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的认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智润心,激发师生将知识学习和行为实践内化为党性修养。定期开办“涑水讲堂”,邀请传统文化领域专家学者进校园、办讲座,引导党员干部悟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时代价值和修身之道,以更加过硬的作风和奋进的姿态投入到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实践。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生廉洁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克己奉公等道德伦理观念,为党员干部提供了行为示范和道德标尺。运城学院中文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纳入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开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滋育廉洁从政底蕴”主题学习研讨,引导师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方法,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严守公序良俗,严守党纪国法,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运城学院中文系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紧密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多角度、多元化研究,传承弘扬地域文化,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围绕河东文化、黄河文化,深度挖掘黄河流域语言、文学与文化资源,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研究阐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成立永乐宫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成立黄河流域民间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心,举办“故纸芬芳藏品展”,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与万荣县签署“万泉文庙展览设计”“传统文化基地展览设计”“‘三王’研究”等多项横向项目协议,举办“‘三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打造“三王”文化品牌,提升地方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深厚的内涵底蕴与广泛的现实基础,已经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资源。运城学院中文系将切实担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持续打造“文以载道”党建品牌,进一步拓展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深度广度,推进中文系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运城学院中文系 张琳洁/文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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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芳:深刻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这“六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及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形势越复杂,改革面对的困难挑战越多,就越需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决定》第十五部分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改革的根本立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谋划和推进;必须坚持改革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必须坚持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改革的本质要求。坚持守正创新,是贯穿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理论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正,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新;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领域出现的焦点热点问题,以思想创新引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点。《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加强制度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这一总目标,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抓紧出台急需必备的制度,成熟的经验做法及时制度化。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编纂民法典,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修改立法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先后废止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文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依靠法治力量落实改革,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改革全过程。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改革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决定》坚持系统观念,全局筹划、统筹兼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框架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等其他领域改革,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巨大合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盐湖区委党校 张建芳/文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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